国家、资本和生活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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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发展，从最初的新工具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系统分析学派、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走向了综合性的国家理论。国家不再被看成是外在于生产方式的阶级工具，而是就在经济的构造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发挥作用。由于市场交换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劳动者并不能完全靠劳动力商品化维持生活，而是还被社会生活所构造。国家在人的构造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缺陷意味着它不能对非经济因素起绝对的决定作用，国家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活世界领域相互分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被定位的。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和资本全球化使现代国家的命运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失败而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社团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出发批判了现代国家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延续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以掌握领导权的斗争替代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失效，现代国家问题开始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的焦点。针对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围绕着行动、代表和客观结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在分歧和争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还原论观点，深入到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化、人的再生产、权力的话语构造这些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去，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视野。本文对过去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未来走向。　　一、主体实践与结构之争、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新的发展起点有两个，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争论、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论战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身的辩护和发展有关，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国家自主性问题。　　波朗查斯指责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仅仅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和主观意识上，认为他的认识论前提中没有结构、整体和具体性分析，而是过于注重阶级划分这样的经验问题，完全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波朗查斯强调应该基于充分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具体研究，“任何对具体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处理具体的认识论原则，”[1]这种原则是充分处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对象必须首先具备的。米利班德的反驳是强调以经验观察为依据具有重要性，波朗查斯只阅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作品，把马克思的原文当成信息来源，实质上只是不能处理现实经验的抽象结构决定论。　　关于国家的本质，米利班德反对多元主义主张的国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证明资本阶层化不能排除它们的阶级一致性和两大阶级分化，那些操纵国家系统的各个部门指挥岗位上的人，由于社会来源、地位、环境、意识形态倾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联系，保持了与统治阶级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根本变化。波朗查斯强调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国家的阶级性质在于总体上维护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国家机构的成员按照特殊的结构内部统一发挥作用，他们的阶级来源、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并不是主要的，国家与阶级利益总体上一致完全在于客观的结构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米利班德认为，只强调“客观关系”决定国家行为，即体系的结构约束是绝对强迫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结构会操纵那些把国家当作纯粹功能和政策执行者的那些人，这完全是要用客观结构和客观关系取代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无视作为体系主要因素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现实关系。他强调，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保卫者和保护人，在于这些经济利益支配着他们，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它们连续性的条件，而不是阻碍它们。　　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两人总体上都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强调，如果把国家权力看成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实际上会否认了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国家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国家权力实质上不存在于结构的各个层次中，而是这些层次整体上结合的结果。米利班德则认为，相对自主只意味着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之间的不完全一致，作为统治权力的国家权力建立在阶级一致的基础上，它不是结构总体及其关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合的结果。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一争论中看到他们俩人都潜在承认了一个共同前提：国家能够符合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政策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实际上这一争论中的分歧预示了后来国家批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工具主义出发还是从超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国家批判理论的各个流派分为两类，具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是新工具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新李嘉图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而具有相反倾向的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新葛兰西主义、综合理论。　　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福利国家政策的目的是要探讨工人阶级支持改良政策和放弃斗争的现实问题，以解决左翼政党和团体在福利国家政策面前遭遇到的严重困难。显然，仅仅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并不能有力地说明现实问题。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比阶级斗争理论对国家和经济的分析更进一步，主张从资本理论出发批判“福利国家的幻觉和限度”，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实质和政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米勒（Muller）和诺伊聚斯（Neususs）强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看到国家与生产之间的根本联系，因此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规律强加于国家行动的限度，而是错误地以为国家独立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规律，可以干预危机，独立于生产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他们两人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有着根本的联系，国家并不独立自主，国家必须在分配之前保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活动不是以限制市场和分配为目标的次要活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特征并且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2]。　　70年代西德的福利政策失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为了反对迷信福利国家，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到资本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之中探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国家与资本整体利益内在一致性。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对危机的控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并不是超经济的。这些西德学者受到了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3]的影响，因为他首先试图把商品循环过程与资产阶级法律、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要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4]阿尔维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特殊资本的活动不能使总资本的利益得到保证，总资本必需借助超出个别资本束缚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动的代表。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指出，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能力来保证阶级之间的剥削，国家如果要实现保证资本长远利益的经济功能，就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国家批判理论拓展到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去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