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恶搞者”：从文化的身份认同看恶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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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恶搞 文化 身份认同
[摘要]：对于恶搞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往往止于网络开放性所引起的后现代式狂欢、编码解码的不同文化策略之类的结论，本文拟以S．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框架，结合社会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某些理论观点，进一步分析大众文化策略的产生机制，试图阐明恶搞与大众的文化身份认同实践的密切关系。
随着2006年末光明日报报社关于网络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全国性抵制恶搞红色经典主流声音的响起，2007年冬《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颁布，以及2008年对民营或合资网络视频企业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资格的审慎检查，以网络为主的恶搞事件似乎山穷水尽，因其而引发的各种热议也终于尘埃落定。在传媒业界的主流视野里，它被定义为“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1]；在传播学界里，它被打上“后现代”、“亚文化”等具有中性色彩的标记。众学者在关注和剖析之余，在端详和接纳之后，往往扼腕感叹其娱乐式的文化颠覆、空洞苍白的仪式狂欢，以及宣泄式的心理痉挛。
然而，一旦我们将“网络”与“恶搞”分开来端详，便会发现网络发挥的只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继网络视频恶搞之后，一种更加隐晦的文字恶搞开始盛行，恶搞现象本身似乎从来不曾开始，也不曾结束。它似乎深埋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藏匿在文化颠覆、仪式狂欢，以及心理宣泄的表象背后。本文拟以S．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框架，结合社会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某些理论观点，进一步分析大众文化策略的产生机制，另辟蹊径再探恶搞文化的本质。
一 恶搞：从后现代的心理病症到文化的编码解码
在传播研究领域里，恶搞文化的源头被定性为大众“在现实生活，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对各种宏大叙事往往在充满着敬畏的同时，心里对其又有着诸多的不屑和怀疑，于是通过制作或者阅读恶搞作品，进行一次英雄的解构，谋求心理的平衡”[2]，它借助网络传播的新渠道，在后现代主义的摇旗呐喊声中粉墨登场，而其根源则深藏于大众心理之中，并可总结为一种“…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一是满足了人们缓解内心压力、寻求解脱的心理需要；二是满足了人们内在的逆反心理的需要；三是满足了人们追求角色认同的心理需要；四是满足了人们渴望展现自我的心理需要”[3]，总之，“恶搞原本是没有的，是在网络和多媒体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才真正开始形成…”[4]。另有学者将网络恶搞文化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恶搞文化与亚文化相似，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因此，恶搞构成了“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5]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的恶搞文化逐渐走出心理抑郁症的阴影，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象征，一种对“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6]。
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S．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为恶搞文化的演绎模式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支持。首先，我们必须把传播中的信息看作一种以某种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为载体的意义实践对象。用霍尔的原话说，“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和结合”[7]。以此看来，媒介信息话语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当今这个时代，它甚至失去了系统的形构，弥散于各种权力话语的张力之中。霍尔的贡献在于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信息编码意义结构之下的知识构架、生产关系和技术的基础结构。在那里，受众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玻璃片，每一片都反射出其独特的意义光谱，如同一张手工绘制的独特社会现实地图，而意义被描绘为各种蜿蜒曲折的通路。同时，霍尔并没有否定主导文化秩序的存在，这恰恰是大众媒介进行常识性意义建构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霍尔理论的核心便是企图将大众传播媒介中那些自然、客观，甚至是个体化的意义建构过程降解为对符号相互制约关系的再安排、再限定，以期达成某种意义的共识。在恶搞文化的例子中，恶搞的导火线是广播者和听众之间社会关系与意义结构的差异，以及符码的不对称性，而网络只是这些事件的放大镜而已。
然而，无论是置身于何种理论框架中，恶搞文化终究难逃厄运，充其量也只是乌托邦式的短暂狂欢，“回归到现实世界，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秩序还是经济体制，它所能起的作用都很有限。…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恶搞文化所代表的是反抗，但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与仪式的抗争…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下，更可能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收编中”[8]，“无论是内在的狂欢，还是内在的抵抗，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已经沦为了一种苍白的仪式。”[9]
二 新式恶搞与编码解码论的不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这个俗语来形容似乎已尘埃落定的恶搞文化是最贴切不过的了。从2006年冬开始，随着不断加强的网络信息审查与监管制度，网络视频恶搞在主流文化的棍棒，商业文化的招安，以及众学者的冷嘲热讽下偃旗息鼓，烟消云散，而问题的结症却如同那些深埋的意义结构差异之根，路人皆知却鲜有人问津。这好比用皮炎平来对付青春痘，效果明显但于事无补，因为“青春”总会以某种方式在身体上表现出来。2008年某月，TV新闻联播中某学生的一句“很黄很暴力”迅速窜红网络，原本意义极为简单的词语组合，在信息的传播实践中被赋予一种微妙的联结关系：当它将TV，电视新闻，学生，记者，网络黄毒串连在一起时，便触动了霍尔所说的知识构架、生产关系与技术基础的机关，“很黄很暴力”顿时被拽离原有信息编码的语境，开始了千奇百怪的文化意义实践之旅。这类变种恶搞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它褪去视频的可视性特点，模糊了明显的攻击意图，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随境而变，随遇而安，无色无形，使主流文化的棍棒无处下手，商业文化无从招安，法制条规无据审查，然而其解构与反抗的恶搞文化本质却昭然若揭。一时间，变种恶搞如雨后春笋，捧红了“很好很和谐”、“很傻很天真”、“河蟹社会”、“打酱油”、“做俯卧撑”、“躲猫猫”等等层出不穷的恶搞词句。
从霍尔理论的视角看，知识构架与生产关系先验式地决定了文化的社会分层，这点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论调颇为相似。主流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的原因，而主流文化又对物质条件所产生的因果关系作了合理的说明，提供了合法的根据，并在与各种亚文化的博弈中维护着这种影响。于是，在霍尔式的文化研究者眼中，将恶搞归结于大众心理病症，后现代和网络科技作祟的结论显得率真而肤浅。为了进一步说明信息符号的不对称性和差异张力，霍尔引进“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ies）这个术语来描述各种价值与意义对话语的积极介入。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正如一个个开放的意识形态场景，在那里意义被争夺、被改造、被挪用、被不断地重新定位。对于传播受众的个体而言，解码的过程实际上是依照一个人对所处环境的想象型理解，将信息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它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由此可见，恶搞说到底是一场信息符号的“阶级斗争”，大众参与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意义实践，而仅仅因为网络传播的推波助澜而被妖魔化，因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威严而娱乐化，成为褒贬不一的新现象。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在“很黄很暴力”的例子中，除了网络恶搞创造性的话语意义改造，新闻报道的编排剪辑和被采访者在TV麦克风前的出镜神态与语言，似乎本身便是对该编码意义的无意识恶搞，惟一的不同在于讽刺与揶揄被黑色幽默式的严肃所替代。视频新闻的采编剪辑技巧和被采访学生的弗洛伊德式无意识眼神游离与失语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外，但这里涉及在霍尔理论中被一笔带过的，与恶搞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广播职员是如何既能以他们自己‘相对自治’的符码进行操作，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即对各种事件进行霸权指涉的再生产…”呢？[10]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将此疑问称为“…本文不能澄清的一个复杂事情”[11]，然而反观恶搞的成因，不难发现主流文化与恶搞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参照物，没有主流文化的事先意义赋予，就不会有恶搞文化的张冠李戴。既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意义的再生产者，那么这个疑问中的“广播职员”在此意义下就不仅仅特指大众传播的职业信息编码者。因此，每一个参与信息交流的社会个体都会面临不同文化立场和角色的转换选择。正是在大众游刃有余、进退自如的角色转换中，恶搞被发现、采纳，继而光大。由此可见，恶搞现象中信息编码与解码的差异性、不对等性根源不仅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源于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采纳策略。然而，此种文化策略的产生和实践机制在霍尔的理论中却被忽略了。
三 从文化的结构看传播的无奈
如果我们赞同霍尔理论中关于社会主导文化秩序或主导话语结构对大众进行常识性建构的说法，那么，社会交往必然隶属于一种社会的结构的规定性行为，即社会规范。它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意义与价值的框架。显然，一切社会行为的解释必须依据这一基础和框架，而不能依据个人的臆想。这好比在语言中必定有一个稳定的象征系统，它决定着语法、语音和语义，否则人们就没有进行语言交流的基础。索绪尔语言学的壮举是发现了建构在任意性、约定性基础之上的结构大厦，而霍尔的功劳则是揭开常识性建构的面纱，两者从某个角度不约而同地化解了社会知识的自然属性，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便成了偶然、任意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依赖于社会生活和它的集体规范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便不难理解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一书中将社会行为看成是某种东西对个人进行强迫所产生的结果。因为社会中的个体只是一个演员，某个角色的扮演者，他必须学习并附庸于某种社会文化秩序才能获得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恶搞文化的传播者首先必须是具有主导文化扮演资格并深谙其中演饰技巧的演员。
然而，语言系统是不断演进变化的，社会表象系统也并非一成不变。涂尔干总结道：集体的表象系统一旦与集体意识相一致，这种集体意识便使表象系统表现出整体的不变的性质，因为集体意识的个别部分不可能影响集体意识的整体。这一结论使他走向了一条理论的死胡同。在那里，我们看到集体意识如何通过教育、礼仪、社会控制等等影响个人，然而却无法解释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于是集体意识，或者说，主导社会文化秩序就如同全能全智的上帝，成为无所不在地驾驭个体的道德实体。而事实上，恶搞便是对此论述的一个实证性的反驳。在结构语言学的领域里，索绪尔聪明地将集体的系统结构（即语言）同个人的发声说话（即言说）区分开来。对他而言，语言是一套结构性规则，而话语则是实践性的创造运用。这好比棋盘游戏只有一套任意的、约定的规则，而棋局的发展却变化莫测，各不相同。现代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使用更贴近信息传播的两个术语来说明这一概念：“信码与信息”[12]。在他看来，信码是已经存在的、系统化了的、能为集体所理解的东西；信息则是依据信码的规则以信息流的形式串联起来的符码。没有作为基础构架的信码，任何交往都无法进行；然而，从长期来看，个人发送的信息也会修改信码，改变信码的结构。另一方面，信码具有共时性的特征，且不存在于时间的进程之中，因此体现出整体的、系统的、功能性的特性；信息则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是瞬息片段的连续，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进化、衰落、再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信码是存在于共时性中的语言，信息是存在于历时性中的言语。信码如同语言一样具有结构式的联结关系，并以此来保持各个符码意义的定位，从而保障信码使用者之间的正确交往；对信码来说，变化则意味着系统各部分关联性的暂时丧失。相反，信息只存在于时间的连续之中，换言之，存在于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链接的线性状态之中，因而容易与变动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尽管区别甚大，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信码是信息的基础，它提供了意义交流的基本理解框架；然而，信息同样也是信码的基础，因为信息交往实践的现实构成了信码的全部。
信码与信息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语言学的研究，它在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也同样如鱼得水。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显然便是将图腾制度与种姓制度当作文化信码来研究的。比如图腾制度便是使用一个自然的名称系统作为社会交往的基础而发生作用，它确认个人与个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同一性，因而构成了一种给定的社会关系并使其变得可以被理解；而文化信息则是实际的社会实践行动，信息行为的总和构造体现出文化信码的现实存在。这好比一个人的屈膝行为古怪而难以解释，而从属于某社会系统的集体屈膝行为却能很好地被理解为某种宗教的礼仪。换言之，个体对某种社会规范的信奉或屈服造就了文化信码的形成，而由于文化信息的变动不居的特性，它改变着，重塑着文化信码的结构。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变化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
毫无疑问，传播行为必定属于文化信息的一种。它天生具有历时性的本质，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群体传播，符号信息在生成的同时便被赋予变化、衰落、再生的循环周期，而每一个时间进程的片段都是霍尔所谓的“开放环节”，更多的信息及其意义被注入，促使该符号信息不断地嬗变、演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暗合着文化信码的节奏，每一次信息的传播都是扭曲的、弥散的，且随着时间的进程倾向于信息熵的无限增大。恶搞的根源便是基于这种传播的无奈之中，只不过多了些意识形态斗争的火药味儿。在这里，让我们回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学理论中来讨论火药味儿的来源。在分析作为文化信码的图腾制度时，他首先指出，图腾并非“发生在心灵中的概念游戏结果”[13],相反是依赖于某一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很可能为生产工具所支配。列维-斯特劳斯进而分析道，作为一种文化信码的图腾制度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在图腾制度与土著社会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中发现：生产工具处于技术进化的极低水平上，个人鲜有私有财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突出，使得自然界在图腾制度中成了一种用来理解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这与霍尔关于知识构架与生产关系的文化先验决定性理论不谋而合。两者的差别在于，图腾制度的结构建立在人们的笃诚信仰之上，而现代文化的结构却建立在人们的理性反省之中；一个以皈依图腾结构而获得意义，一个以旁观信码结构而自我认同。在“河蟹社会”的恶搞例子中，“和谐”被“旁观”为维持现有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统一认识与言论的同义词，使用者以此划出彼此身份认同的圈子并在交流中获得文化信息的再生意义。在谷歌搜索中“河蟹社会”的引用条目数量为673万条，比其词源“和谐社会”多出38万条，并被收录进维基网络百科全书[14]，让政策制订者们百思不解。而其中的奥妙，除了霍尔所示的情景意识形态差异性外，还深藏于文化信码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