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今天科普工作的定位与规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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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简要讨论了科学知识传播扩散的三种类型，即科学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并初步探讨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中科普工作的定位与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思路。
关键词：科学普及；科学交流；科学教育；科学素质


被誉为近代实验科学始祖的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这句话世人多已熟知，但是人们也许不太熟悉培根还有一句同样深刻的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当今时代，知识比人类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新、传播和应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的能力和效率。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如同过去读书识字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在今天科学技术无孔不入的时代，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也已成为一个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此背景下，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为已任的当代科学普及工作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对科普工作的重新定位和发展规划也无疑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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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根据科学知识扩散传播的历史发展和实际状况，并依据其传播领域、对象、方式、特点等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科学知识的扩散传播活动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科学知识在学术领域（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传播，即科学交流。这主要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学术圈）的一种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又可以分为纵向的（专业领域内）和横向的（专业领域之间，其中就包括所谓“高级科普”）两种。其传播主要是从科学家到科学家（科学家既是科学前沿专业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其传播对象），知识传播的媒介主要有学术报刊、科学家的实验室等科研场所以及各类学术会议等。所传播的知识具有学术性、专业性、前沿性等特点，因而一般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具有近似的专业知识背景。
二是科学知识在教育领域（学校）的扩散传播，即科学（正规）教育。这是科学知识的一种代际传播和扩散，其传播主要是从科学教师到在校学生，因而传播的场所和媒介主要在各类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传播对象相对比较固定，带有群体性的特征，传播者（教师）早已经职业化、专业化了。这种知识传播的特点主要是系统性、强制性、规范性以及阶段性等，传播过程讲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和由浅入深。
三是科学知识在公共领域（社会）的扩散传播，即科学普及。这主要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大众传播和扩散，其传播主要是从科学界到社会公众，传播的媒介现在看来更多的是大众传媒（如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网络等），传播的对象是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因而实际上也涵盖了上述两类科学知识传播的对象。传播者既包括科学家也包括各类科技传媒中的工作者，而且后者更有可能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这种知识传播的特点主要是非强制性、非约束性，有较大的灵活性、随意性等，其效果取决于能否激发受众的求知兴趣和能否满足受众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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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今天的科学知识扩散与传播活动中，科学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者之间尽管角色、定位有所不同，但也有必然的联系，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科技传媒工作人员也日益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在科学知识的扩散与传播链条中，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二者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自告奋勇、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因为有了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十分公正而又贴切的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积极参与科学的传播扩散活动、促进广大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人类社会进步以及现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对科学家（科学界）的时代要求。现代科技的发展在越来越决定着我们社会未来命运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人为本的当代科技自然要充分尊重和体现人的发展意愿，并最终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发展本身。英国著名学者J. D. 贝尔纳曾深刻指出，“现在人们对科学的态度是我们目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构成部分”，因此，“除非普通公众——这包括富有的赞助者和政府官员——明白科学家在做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期望他们向科学家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来换取他们的工作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相关比较表明，一个国家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其受正规科学教育的年限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主渠道、主阵地在于学校正规的科学教育。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也显示：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也相应越高，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以上不同文化程度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依次为1.5%、6.2%、10.7%和13.5%，而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零，显示出正规科学教育是提高普通公众科学素养最基本的渠道和最主要的手段。因而保障和完善普通国民的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加强学校的科学教育、逐步延长国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水平显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在当前学校的科学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学到全面整体的科学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既要学习了解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也要学习认识探索过程中的科学以及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从而全面理解现代科学事业)进行改革转变也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和探讨，这其中也常常需要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旨在推动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改革的2061计划即是一个科学界与教育界合作的范例。这个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直接倡导并组织的科学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仅在第一阶段撰写总报告«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时就动员了300多位知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