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二）(一)
详细内容
六、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示在撒切尔主义[1]、里根主义[2]等早有体现，但其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西方发达国家达成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1990 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国际上通称“华盛顿共识”。威廉姆逊在会后将会议论文整理成册，并于同年出版，题为《拉美调整的成效》。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3)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 实施利率市场化；(5)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 放松政府的管制；(10) 保护私人财产权。威廉姆逊认为，上述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私有化政策；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私有化；价格的自由化；资本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3]
然而，“华盛顿共识”从其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国际学术界及其他多方面的猛烈批评。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十个主张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实施其“处方”的后果，必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经济主权不断弱化。还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及被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是“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向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进军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反对“华盛顿共识”，不同意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他们会在每个国家身上实施“结构调整”的“四步曲”。
第一步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 ，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受美国支持的寡头控制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计划剥夺了俄罗斯的工业财富。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一半，带来了萧条和饥饿。
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这叫做“热钱”（Hot Money，指为获取高额利润或保值而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的流动资金）循环。现金以不动产或货币形式流入某国进行投机，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 、50% ，甚至80% 。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玻利维亚去年发生的水价的骚乱、今年二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 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 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第四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黑非洲的生产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援助”的指导下已经走进了地狱般的困境。
自然地，这“四步曲”会失败，会引起危机。可一旦他们（IMF）的市场自由化计划失败，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5]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与理论缺陷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政策普及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贯彻不全靠霸权，也跟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合理性有关。新自由主义学者当然认识到自己理论的锋芒，不少反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的锋芒所在。中国学者主张要批判地吸收新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有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适用性的。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历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绝非权宜之计，其锋芒在不断地显示出来。如何解释一个近乎过时、绝迹的经济理论又东山再起呢?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把七十年代向自由主义的踉跄前行看作是对那一时期不稳定经济的一种反应。但新自由主义被证明绝非权宜之计。它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不断地为右翼政治势力(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制造胜利。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在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和工党治下的英国，新自由主义却越发加强了它的统治地位。[6]
日本学者宫本宪一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在于正确地指出了在福利国家和中央指令性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政府的失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于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其中出现了各种流派，但还是反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的供给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占了上风。在财政学领域，公共选择论批判了凯恩斯的经济调整政策。特别是否定了凯恩斯的赞成发行赤字公债理论和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否定财政的平衡———即否定发行赤字公债，主张税制的中立。[7]
美国佩里·安德森强调“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降低通胀率和提高企业利润率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它还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 8%下降到80年代的5 2%，90年代通胀率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 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 4%变成增加5 3%。[8]
李强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看到国家干预是有成本的。国家干预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会产生寻租行为。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近代以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为基本制度结构，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以多元文化并存为最基本的国际现实，以全球自由经济贸易为基本交往手段，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9]
韩震、欧阳向英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在于对自由认识的深化和对国家认识的深化。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无视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导致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民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应为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战后新自由主义在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付诸实践，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盛行达半个世纪之久。决定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的有效性的，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战后被普遍采用而且效果显著，既是由市场与国家、自由与约束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通过考察历史上新老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什么是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逐步深入，没有终结。新自由主义导入积极自由概念，使得自由超越了它“无拘无束”的消极状态，从法律的到道德的，自由规定性的增加使自由的内涵更为明确、更有保障，这使自由的实现成为一种可能。国家限制公民的自由只能以保障公民更根本的自由为理由。国家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必须以保障更大多数公民的自由为依据。自由主义对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加以肯定，是历史的进步。新自由主义主张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使私人领域获得了不受公共领域特别是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和支配的独立地位，意味着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得到承认，私人领域的自由构成了人的基本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所在。对于这种自由，我们不仅要予以承认，还要加以保护。任何个人、团体、政党、国家都无权破坏私人自由，否则就是倒退。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是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围绕自由与约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而且新自由主义努力在动态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在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政策的修改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使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10]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它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处于与各种反自由主义理论的论战中。它生不逢时，一诞生就受到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压抑和凯恩斯主义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对它尤其深恶痛绝。在凯恩斯主义统治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30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尽管在不断地反思和发展自己，流派纷呈，但却长期处于学术和社会的边缘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被冷落30多年之后异军突起，成为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的“显学”，备受西方各国政府的青睐。90年代以后，更是结集为“华盛顿共识”，在美国和国际组织的“经济武装”下向全球推广。但是，即使在它“奇迹”般的崛起后，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少受批评。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一直持有保留态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不服水土”的毛病日益暴露，全球的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更加激进的批评。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展开了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哲学受到严厉批判。他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工具是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在社会立场上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把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从整体上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为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11]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人性论、市场论、资本论、全球化等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新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看作是无限的，认为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直接服务于资本本身的利益，就会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这一体制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其他的存在于市场体制之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例如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的存在，阻碍自由竞争的垄断（或寡头制）的发展，各国边境、关税、市场的存在，对劳动力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外部自然界本身的局限，也被看作暂时的障碍，并将被扩张着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消解或克服。然而与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相联系的矛盾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具有绝对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极力追求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外部障碍，就其性质来说是资本本身异化的产物，资本普遍性的最大障碍只能到资本本身中去寻找。由此，资本实际上不可能克服诸如外部自然界、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民族区别的存在等制约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本身单方面扩张的结果，资本由于以异化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进一步使人类和自然界分裂，使生产和人类生产及再生产的条件（以及普遍需要）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正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不断消灭着“中间道路”的全部可能性，而同时看起来打破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限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还是之外，都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让人们逃离这一恶性逻辑。最终的结果恰恰是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些“生产要素”，正遭到一种不能接受任何边界的制度的破坏。这正是“全球化”新的更高级的功能主义现实的结果。全球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经济学家习惯简称为“土地”的东西）正处于困境中，劳动力的价值和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到处都受到打击，实际工资在下降，生活状况在恶化，世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实际经济”中。世界经济处于停滞，生产严重过剩，金融动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没有答案。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那些旧的摆脱危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越来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12]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批评了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他说，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理论，新自由主义也不禁面有难色。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稳定生存下去取决于它能否行之有效地积累资本，从而带来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等后续结果。只有行之有效的资本积累才能在长时期内既保证了获利，又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有众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指望新自由主义方式可以加快积累。首先，从长远眼光来看，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纯工资数目和大众购买力明显下降的趋势会造成需求总量的不足。其次，由于新自由主义摒弃政府的反周期政策，降低了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宽了对金融领域的公共调控，在宏观上易造成不稳定。其三，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潜在地打击了投资积极性。[13]
日本学者宫本宪一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他说，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在完全的市场主义指导下，通过市场竞争原理实现经济主体的效率化应优先于根据计划原理实现的社会公平。这一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更具活力为目标，但同时在政治上则企图抑制劳工运动。虽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仍在进行之中，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市场的失灵”。它扩大了经济的不平等和降低了福利、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水平。[14]
美国学者佩里·安德森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然失业率”和经济复兴的平均增长率的角度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高失业率和低平均增长率。他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能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15]
王冰从市场缺陷理论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在18世纪末期，就已经有一些学者看出市场机制并不是完美的，它对效率有某些限制。20世纪初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进行了理论探讨，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以下种种市场缺陷都可能导致市场失效：第一，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市场知识的不完全性；第二，市场形成垄断和自然垄断；第三，市场的外部性；第四，不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第五，市场信息不足、不充分；第六，国民经济失衡；第七，经济周期性波动；第八，市场决定收人分配不公平；第九，不能控制有害物品的生产，只能对有益物品和有害物品的生产和供求不加区分地加以调节；第十，市场的投机性和市场的未来不可砚定性；第十一，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凯恩斯对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缺陷的批评，对市场缺陷理论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萨伊市场定律是市场自动均衡。凯恩斯对萨伊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听任市场自发地调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只能得到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必然会产生失业，除了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外，还会产生非自愿失业。凯恩斯1926年就提出了把某些经济调节职能由“市场”转变给“国家”的思想。他十分重视政府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的理论与政策中已经把政府的作用从亚当·斯密理论的“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积极的干预者”。但是，凯恩斯并不是要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去完全取代“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而是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促进经济繁荣。伴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的日益扩大，市场缺陷理论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16]
李强从人性和国家的性质的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忽视了国家的“公共性”，而只是注意到了社会的“个人性”，并且漠视人性的复杂性。李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国家可能有公共性。第一，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在特定时期，个人利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安全，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国家利益。第二，更何况，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人性事实上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特征。人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追求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由于追求承认，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政治家、公务员完全可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17]
韩震、欧阳向英从自由的社会性和全球性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而只是资本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人的基础之上的，其权利必然被分割，其自由必然被孤立；而真正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不应该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应该走向分离和分立，他们应走向联合和统一。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加进了允许国家干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为公民提供更广泛的公共福利的因素，其自由主义的本质没变，仍是一种改良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与追求结果平等是内含着矛盾的。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取向必然与公共社会生活发生冲突。其次，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订国内政策的依据(虽然不是唯一依据)，而且是他们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主要意识形态。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输出国，它一方面向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推行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借贷自由化，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等手段对本国市场实行保护主义，千方百计捞取利益。这时，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和服务的庸俗性和欺骗性就表现出来了，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