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高利率货币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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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实中的货币政策不是由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学家执行，而是由政治家做出。政治是各方面利益得失的权衡，政治家所追求的是稳定、增长和分配。在平衡利益不一致性的政治体制下做出的含有政治性质的货币政策必然最终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结果必然是政治—经济的均衡。

　　关键词：中国；高利率；货币政策；新政治经济学
　　
　　导言
　　
　　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里，为了经济政策分析的标准化或一般化，政策的制定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制定者，他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并采取各种手段纠正市场失灵，重建分配效率。但真实世界里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由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政治家做出的。即使是由经济学家做出，他也不可能完全超然于世外，不受任何利益冲突因素的影响。政治涉及重要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是各方面利益得失的权衡。政治家关注的是稳定、增长和分配。在平衡利益冲突的政治约束下做出的含有政治性质的经济政策必然最终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通常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独立性是有限的。当今中国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等都需要钱，同时贫富差距还要受到控制，不能使之加剧。
　　
　　一、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和铸币税
　　
　　龚六堂等（2005）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给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的估计。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结果说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损失，1996—2005每年的平均福利损失为2 000亿元左右。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中国的经济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汪洋（2005）估算了2003年中国政府从货币收入中获得铸币税收入的规模。约为273亿元。吴汉洪和崔永（2006）探讨了铸币税征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利用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最优铸币税的征收，中国的货币余额增长应当控制在22%～24%以下，通货膨胀率应当控制在11%～14%以内。
　　税收、借债和印钞票是政府常用来融资的三种方式。中国的税收基础相当不足，逃税现象非常严重，低收入者很多。政府无法再施加较高的税收负担。另外中国的税务管理也相当弱，缺乏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腐败。2007年，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2 95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然在3％的警戒线内，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尚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中央财政对赤字的依赖过高，值得警惕。中国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以内。这些结构性特征与各种对政府支出水平的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约束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政府收入高度依赖于从金融压抑和发行货币所得到的收入，依赖于通货膨胀税以及过度的债务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很难通过税收和借债继续为公共部门财政支出融资。因此政府有发起一场通货膨胀的动机，即使用通货膨胀来为政府的支出和财政赤字融资。
　　发展中国家中，非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要比发达国家的相应数值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中还广泛地存在金融压抑现象。那些被国家列入优先发展战略中的行业、企业以及关系良好的个人能从中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原因是从金融压抑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可以通过低于市场的利率从银行中所获得的隐含补贴以及通过银行体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对私人银行部门储蓄进行补偿所获得的隐含税收，这与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一样，都是一种隐性的税收。发展中国家税收征集往往被其有限的行政能力和政治因素所限制，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导致了政府更多地依靠铸币收入。
　　鉴于中国的CPI和PPI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中央银行也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利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并表示2008年的M2投放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6％水平，贷款投放幅度将维持2007年水平。尽管对高通货膨胀的经典货币反应就是提高利率，这也许能够降低通货膨胀，但是较高的真实利率会进一步放慢经济增长，增加失业，降低真实工资，并削减利润。
　　
　　二、高利率能否捍卫汇率稳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变相的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不管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过对其货币的投机性攻击。为了防止这些攻击发展成为货币危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一直在研究相应的政策来响应。
　　1992年瑞典中央银行在投机者的攻击中坚定表示将捍卫其货币，并且也相应地提高隔夜利率先上涨到24%，然后到75%，最后达到500%。但最终不得不允许克朗自由浮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也都先后提高利率来捍卫本国货币和固定汇率制。例如，印尼将存款准备金从2%提高到5%，短期名义利率从10%提高到80%，并加强了银行信贷的控制；香港也提高隔夜利率到280%。尽管有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一些成功的案例，高利率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似乎并不能够在投机攻击下捍卫一国的汇率稳定。
　　通常的看法是提高利率能够在攻击中大幅提高投机者的成本，并且是货币当局发出的一种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承诺，使得投机者转移攻击对象。但批评者认为高利率是一种自招其败的策略。因为高利率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这反而使得投机者更有动机来进行攻击，货币当局发出的信号反而没有可信度，却加强了投机的压力。
　　Karry（2003）对传统和反对观点都有所怀疑，并进行了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两方的说法都缺乏明确和系统性的证据。Dekle et al. （2001）， Goldfajn和Gupta （2003） 则提出了支持传统观点的实证证据。Chen（2006），Drazen和Hubrich（2006），Goderis和Ioannidou（2008）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证据来支持反对的观点。Caporale（2005）建立了一个双变量VECM模型来检验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在投机压力下成功的捍卫了汇率，结果发现高利率政策起了相反的作用。Kim和Ratti（2006）用理性预期模型说明正是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亚各国的汇率崩溃和经济衰退。Choi和Park（2007）也检验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因果联系，质疑了当时高利率政策的合理性。总的说来，没有那种说法是决定性的，反对的观点正逐渐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