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再反思(一)

详细内容

　　摘要：列宁运用革命辩证法，突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未能形成一种模式。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一种，即苏联模式。它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这种模式是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制度根源。冷静剖析“失败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十月革命；革命特点；苏联模式； “失败论”
　　
　　人类历史在阔步前进，世界风云在激荡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和方法也随着人们阅历的不同，必然有不同的见解。被我们誉为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仅历经了七十多年，就红旗落地，亡党亡制亡国。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曾遭到人们斥责的、摒弃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被理解了(如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过去遭到人们忽视和淡忘的东西，现在又受到了重视并从中发掘了新的意义(如苏维埃)。十月革命从暴力夺取政权，从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到进行改革，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在此，因学识有限，略陈几点。
　　
　　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问题
　　
　　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一下列宁主义吗?另一方面，我们又得用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评析社会主义的实践。旧事重提，长期以来我们一再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思想观点，现在也值得反思。一位以故著名学者曾援引列宁在1905年8月《两个策略》中的论述，指出在20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列宁承认了这一点，并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之外，妄想在任何其他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并在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普列汉诺夫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问题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列宁就发动领导了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并马上超出民主革命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于是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坚决反对。他在《在祖国的一年》中说：“我们社会主义者确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并指责列宁违背了历史规律。笔者认为这是道出了真理，因为他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列宁在1923年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针对第二国际和俄国的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水平的这类观点，进行了严厉驳斥。列宁认为他们迂腐到了极点，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与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的这一论述，是值得质疑的。一是与原来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正确观点相违背；二是驱逐资本家，建立农民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搞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对方的逻辑倒过来加以驳斥，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好像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了。而面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些学究气十足的第二国际和俄国的理论家，也只能理穷词拙，用中国一句谚语来说，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这些“秀才”是迂夫子，而遇到的“兵”，却是带刀的“孔夫子”(能文能武)，你能不服吗!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视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前提，无视世界性交往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只能导致马克思所批评的“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和狭隘地域化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们的中国，改革开放前，不是扭曲了社会主义，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用暴力夺取政权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暴力是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助产婆既不是奶妈，更不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足月的婴儿，既已呱呱落地，再来讨论该不该出生已为时晚矣；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已取得胜利，再来讨论该不该使用革命暴力，是没有任何意义了。问题的症结是如何对待先天不足的初生儿――新生的社会主义，使其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尝试，勇于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突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革命与建设“应用于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上。在十月革命后的四年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劳动人民做了三件大事：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
　　
　　二、十月革命的特点与社会转型
　　
　　最近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新明同志的《俄国十月革命与社会转型》一文。其中提到十月革命的三个特点，即：暴力革命、经济落后和“一国突破”，我深表赞同。这三个特点的提出，其意义在于为我们理解苏联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发展特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暴力革命的特点，使得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政治有着强烈的革命特点；经济落后的特点，则使得苏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因急于摆脱现状并为自己汲取执政资源，而走上了一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之路；而“一国突破”的特点，则主要影响到了其后来的对外政策上，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夹击，它必须保持强烈的“斗争姿态”，另一方面，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始终有着一份老大情结，而这就为后来的冷战以及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埋下了伏笔。可见，十月革命的特点对苏联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认识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研究与理解，应该全面而具体地来看。它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历史的宏观与微观背景、具体的国内国际形势、领导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偏好等等。加深对苏联模式的研究、澄清过去产生的一些理论误区，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挖掘和掌握更多的一手材料，并且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陈君其后谈到了苏联体制转换问题。他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三次体制转换：战时共产主义是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模式，斯大林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模式。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