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 当今时代和人类前途―― 1945年战后国际共运的反思（下）(一)

详细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非对抗性社会，但它仍然存在矛盾，如不完善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社会发展是社会客体制约和主体能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指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主体需要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中，离开了民主劳动的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的公有制，对劳动者的直接意义是若有若无，不利于持久地调动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的积极性。所谓计划经济，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统制经济，再加上“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社会企事业单位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也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需要，容易造成供需脱节，也容易造成官僚主义等。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虽然能带来社会发展宏观上的优势，但却不利于社会主体的充分自主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不能长久保持和创新社会微观活力，并随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它只适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发展需要。当这些国家的生存需要初步解决之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就必须及时转型。正因为如此，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改革。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早在195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进行较大改革的只有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次改革浪潮。总体上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88年，为社会主义改革探索阶段。典型表现是：1950年代初开始的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并走上了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道路，1968年匈牙利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经济调节）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1980年代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突破旧体制的改革。第二阶段是从1988年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改革开始，为改革转向阶段。其中，苏联的改革发端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观点，但并没有突破旧模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了突破旧模式的改革。但1986年下半年以来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思想混乱，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主义滋生。苏联迅速走上了改革转向阶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决议，以及随后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的干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向的一个关键环节。苏联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及其在东欧国家的扩散，经过1988年波兰和匈牙利等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再造势，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如西方的所谓经济援助，扶持反对派等，以1989年1月和2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及其在“圆桌会议”上的夺权，6月议会大选，团结工会获得执政为分水领，苏东国家的共产党等相继丧失执政地位，标志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自思想政治领域开始资本主义复辟高潮的兴起。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蜕化的同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探索也在进行，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停留在原来模式之中。中国改革始于1978年，越南改革始于1986年，两国改革相似点较多，重点大都在经济领域。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要历史线索是：1978年安微凤阳农业大包干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1979年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2年起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普遍推广和“撒社建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了重点转向城市的全面改革，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广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7年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对外经济（出口和利用外资）战略和外贸体制改革。随后形成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职工和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中主体地位及制度的确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召开，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出现了贯彻《企业法》及其配套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热潮。同时也兴起了私有和外资经济发展浪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对外开放的决策。《公司法》颁布，资本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确定。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改革“抓大放小”（实践中主要是小企业私有化），“规范破产”，“减员增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的对外开放等政策。随后又开始大幅度削减关税税率。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及其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一定前提下国有经济减少，非公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按要素分配等论断或政策。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国退民进”（实质上是私有化）大潮出现。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制等肯定和扩大试点。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政府（中央和省地市政府）代表，内设国资委（局）专司，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发展“公”“私”经济“两个毫不动摇”。《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失去处置权等）法定化。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失去了收益权（收取承包费等地租权）。2004年资本市场发展“国九条”颁布，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快发展农村规模经营等政策。
通观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演变历程，改革开放30年从社会质形态发展上可分为两大阶段：1978-1991年的14年是第一大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革探索阶段。1992-2008年的16年是第二大阶段，即改革开放多向并存阶段，主要表现是：理论方向和实践方向不一致，改革公有经济路线和发展私有经济路线并存。30年里，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司法、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改革，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社会实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私有（含外资）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地受到外资所左右，大多数劳动者生活在雇佣劳动（被奴役）关系之中，腐败丛生，社会分化迅速和贫富差距悬殊，假冒伪劣和黄赌毒盗泛滥等众多而突出的旧社会现象。据权威机构统计，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私经济比重为48%和52%，在GDP中为37%和63%，其就业人员为32%和68%。可见，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类形态的大发展和社会质形态的大倒退这一人类历史的奇特现象。
综上所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过改良，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因其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所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占人类大多数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争取和平发展，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她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证实的历史结论。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包括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但因历史条件的局限，早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式，它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出现了历史的复辟。由此可见，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今时代的主题，从表层上看，是和平与发展。但和平发展主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左右，其成果主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享受，只有发展成熟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所以，从深层的根本上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社会主义早成熟，资本主义就早灭亡。
（三）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出路
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涉及到世界前途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问题是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那么重新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发展成熟社会主义，适时革除资本主义，就是当今时代的光明前途，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两个必然”。其中，首要的就是认识和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只有知道什么是成熟社会主义，才能明确前进的目标。应当兴起社会主义大讨论。
在今天，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成熟社会主义，根据发展了的唯物史观的社会二重性原理，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有两层含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社会质形态发展上讲由资本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从社会质形态和社会类形态相统一的社会整体上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形态或具体特证。一般来说，前者是相对稳定的，后者是发展变化的。例如，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战后社会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但无论哪 个阶段，其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部分国家的灭亡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后来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等蜕变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及其优越性和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可见，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两层含义的区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实践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同时，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而来的，它必然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必须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性成果，并超越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前提和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越深刻，这正是马克思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识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和对外国际关系这四大社会关系。从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大国为主及其各国联合的国家间关系。这些关系中，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党政与工农大众关系上的某些脱节和扭曲倾向，国家间关系的某些不合理外，基本上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四大社会关系和基本制度。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思潮渊远流长，丰富多彩，但对社会主义重要社会关系和基本制度的界定比较全面和成型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自由人联合体、按劳分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官僚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的欧州共产主义的观点，如建立公有制经济占优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或执政，改变由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而建立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性政党，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为指南，坚持对外自主和中立政策，反对以某一国为中心而发号施令的国家间关系⒃。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这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的计划经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在资本主义还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这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蜕变；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实质即自主联合劳动体）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官僚体系）等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如管理阶层官僚化和变质）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科学预见，社会主义的四大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就是：（1）公有制――民主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2）总体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劳工阶层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执政――革除垄断管理阶层等官僚体系的政治关系或政治制度；（3）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4）劳动主导、自主平等、共同发展和解放、劳工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对外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民主劳动”。据此，反观传统的社会主义，其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成熟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健全社会的主义制度与现代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的相互结合相互改造而来的新型统一，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二重过程有机统一的必然结果。苏联东欧和中国越南等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探索阶段都不约而同地走上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更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等出现，这都不是历史的偶然。欧州共产主义思想中提出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无稽之谈。由此，对现代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可简洁地概括为：社会代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全球化。由此，逐步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全球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工阶级特别是中下劳工阶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思想上都能够获得解放，从而真正地解放生产力和社会主体，更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
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在原有马克思主义哪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最早的尝识，而真正从实践上开始走向成熟社会主义探索的第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从1950年代起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社会所有制――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建立了党政相对分开，代表团制和存在某种分权制约的近似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建立了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等。但因其同时存在的三大缺陷：（1）它的公有制所采取的“社会所有制”近似一种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并逐渐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它缺失公有产权为依托的宏观计划调节等优势；（2）它弱化了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和统一职能，又没有真正达到革除管理阶层（包括企业管理技术阶层）的官僚化倾向；（3）它实行了特殊的民族自治政策（近似于一票否决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权力过大。因而，它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发达、优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其对外开放也出现了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严重的逆差，外债等问题。1968年开始的匈牙利改革，建立了“计划管理（经济调节）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但计划管理仍起主要作用，还没有走向新型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0年代未开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使大多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道路。后来，改革重点转向政治思想领域，传统的党政不分、“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干部的委任制、终身制、高干保卫制等，经过一系列重要改革，如实行党政分开，改组党中央和政府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取消干部特权，扩大人民参政议政权利，在苏联1988和1989年，还否定了“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组织原则，建立了“一切权力归苏联埃”的政治体制。但随着1986年下半年的公开性、多元化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在苏东国家的推行及其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转变，原有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弊端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导致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形成和得势及官僚集团的分裂，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更具特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独一无二的一次打破和革除垄断管理阶层，制约官权，改造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确立工农大众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从而反修防修的思想政治上的继续革命运动。“文革”前和开始时，作为中共的主席毛泽东曾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⒄。“文革”中，开创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进入党政（高级）领导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大鸣大放等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制度，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路线。“文革”时期，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既有明显地发展，又确保了党、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由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它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应当基本肯定。它是一次有组织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内乱。当然，“文革”时期也存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没有把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与新型民主化、法治化结合起来，并被林彪等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有损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和社会的更快发展，因而又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在经济领域。在前14年的改革时期，也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道路。但从1992年起，在官僚垄断集团的急功近利，表里不一的统治下，以逐渐而迅速的方式，转向了公有经济改革变色而去扶持和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的道路。政治上，随着“文革”的结束，“靠边站”的干部逐渐得势，新的垄断统治阶层形成，也开始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如共产党和党政关系、人大、政协、政府、武装力量、司法等各方面的重要改革。干部制度的选举制、任期制、年龄限制等民主制度，特别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观念的增强。由此，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良，正在走向现代社会。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是党的行政化领导，“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机制等带来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特征基本未变，垄断管理阶层（主要是中高层干部终身的官职业，严重违纪违法的除外）并没有真正打破。于是，随着改革的“双轨制”，泛市场化，私有（和外资）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腐败泛滥，党员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入党参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趋向非常明显。演变在官僚集团大致一体化中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上一条修正主义道路，中国的现实发展被毛泽东完全预见。
由此可见，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探索离开了社会主义，追根究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成熟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探索成熟社会主义，必须深刻地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又必须勇敢地站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的人类性成果的高度，并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与劳动相分离及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私有的、利已的、虚胀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资产阶级少数人所享有的、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主要是形式化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都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一般社会运行形式及其制度，如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现代（公司制）法人企业制度，统一、完整、开放的市场体系，间接、有力的国家调节，统一、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和法治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制度；公民权利、分权制约、代议民主、司法独立（含司法审查）、政党和党政相对分开、普选制等民主法治的一般制度。这些，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它有利于社会主体的自由自主，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客体发展，进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此，根据成熟社会主义的界定，历史已为成熟社会主义社会（客体）发展的正确道路提供清晰的轮廓。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