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战略――从“911”恐怖袭击到美英进攻阿富汗(一)

详细内容

一

数天前，经过比大多数人的预料都长久的准备阶段，美军终于偕同英军对本・拉丹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由此真正地正式开始。因此，现在是谈论美国政府关于这场战争的大战略的时候了。当然，由于这战争才在军事上打响，所涉及的问题又异常复杂和富含变数，并且具有不少或许可称史无前例的新颖之处，况且大部分内幕中的决策信息被严格保密，因而现在要予以谈论必定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可变性和笼统性。然而，不试图从大战略的高层次和全局角度来概览和透视，就不能较深切地理解和评估9月11日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行为，不能较准确地预计它今后的基本战略动向和战略素质高低，也不能较周全、较敏锐地把握国际关系的局部重组趋势，从而较妥当地构思和贯彻我们自己的对策。

首先必须肯定，鉴于下面要谈到的所有各种有关事态，完全可以说布什政府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大战略，并且大致据此来部署整个广义的反恐怖主义战争，而不是像前些日子里不少美国国会议员、高级外交官、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和新闻界人士由于政府迟迟不开战而越来越怀疑的那样，没有一个“在它所称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明确制定了的行动规划”，或用《纽约时报》记者9月底一篇新闻分析的标题来说，“只有撩人的言辞，而无清晰的战略”。1那么，什么是大战略？什么是布什政府当前的大战略？这一大战略同九・一一事件以前人们谈论得很多的各项基本对外政策或战略的基本关系如何？从战略决策本身、而非有关道义或意识形态取向的评判标准来看，布什政府当前大战略的素质如何？在这大战略的框架内，如何看待业已在阿富汗开始的军事意义上的（狭义的）反恐战争？

按照基于悠久和丰富的人类政治经验的经典定义，2大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国家大战略就是国家政府的这么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或者换句话说，大战略是从国家的根本目标出发，在总体上对所有各种政策手段及其资源基础的把握和综合运用。国家根本目标是大战略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就要求根本目标合理、明确、集中，还要求（这几乎是同义反复）确定国家多项重要目标的至少基本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否则就谈不上有合理、明确、集中和有限的根本目标，一国势必有限的资源便难免不敷所用。大战略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平衡；或者用两位战略思想家的话说，大战略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3 特别就强国而言，手段和目标不平衡的情况，较多、也最灾难性地发生在目标定得过高过大，以致最终力所不及的场合。大战略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不同类手段互相间的平衡。一般而言，在备战和战争期间，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经济、政治和外交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平衡，而最容易犯、也最容易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错误是单纯军事观点。由于这些道理，大战略的精髓也许可以用两句短语来最简洁地表述：（1）大战略的全局观念；（2）政治统帅军事。4用大战略的这些理论性原则来对照，是从战略行为方式角度判断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动向的一个根本途径。

二

关于这动向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事态，是“九・一一”灾难将一个非常紧迫、非常明确和相当集中的国家根本目标“强加”于美国，而且它非常罕见地一下子就得到了举国上下可称普遍的确认，那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预防对美国及其公民的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并且力争杜绝其可能性。这一点，从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的所有美国政府领导人言论、官方大小声明、民意测验结果以及近乎全部媒体舆论中都强烈地表现出来。新的国家根本目标如此迅速、干脆地一举确立，便同先前相比决定性地简化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从而在相应的程度上“自然地”便利或优化了战略筹划、能力开发、资源调配以及行动效率。

不仅如此，有一桩至关重要的事实――涉及大战略目标的集中和有限的事实――虽然不那么明显，但从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一些言论和军事打击的具体目标的性质可以看出，那就是美国政府并不想做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力图去做就必定引起全盘战略混乱和外交灾难的事情：用军事手段肃清哪怕只是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者。除了试图捉拿或消灭本・拉丹及其主要助手以便复仇外，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战争目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只是粉碎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发动较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甚至捉拿或消灭本・拉丹及其主要助手――这一能力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为此。打击塔利班的军事力量，甚至力图消灭其最高领袖奥马尔，主要是因为塔利班是这一能力的必不可少的庇护者。美国领导人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曾不止一次地公开示意消灭塔利班政权，但随着军事打击的临近，此一目的在公开声明中逐渐含糊和淡化，直至布什在宣布开始军事打击的电视讲话中仅以“削弱塔利班的军事势力”来直接和明确地表述关于塔利班的那部分战争目的。5按照国务卿鲍威尔在对阿富汗的空袭发动后不久所作的明确表示，如果塔利班被推翻，美国也不背上包办阿富汗战后安排这一包袱，而是要让阿富汗本国的政治力量和联合国发挥主要作用。

还有，美国没有像不少人预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明确示意的那样，在发动对阿富汗的打击的同时或稍后，也对伊拉克甚或还有一些地方动武。6本文写作时，在这方面又有了一项最新的重要事态：布什在反恐战争中最亲密的国际盟友、英国首相布莱尔10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说：“我们的军事行动集中在阿富汗。我们绝不对其他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布莱尔当天还对阿曼通讯社发表声明说，“我们只对有确凿证据表明参与了恐怖活动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7所有这些除了出于若干具体的军事、外交原因外，可以认为都是这么一种大战略意识迄今为止支配的结果：根本目标（特别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必须集中和有限。美国领导人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对在阿富汗作战的实际困难、对美国可用的军事能力的局限性、对军事打击所涉及的外交麻烦和地缘政治陷阱、对战后安排的复杂性和可能代价，都有比较清醒的估计，更不用说他们对实现总的根本目标――力争持久地杜绝恐怖主义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所需努力之长期、多样和艰难有着他们一再表明的较深切认识。8与此相关，对于把握美国的政策趋向和大战略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高度重视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布什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反反复复强调的一点：“反恐怖主义战争”是一场需要多年努力的特殊的战争，美国公众不应当期望可以速决速胜，也不应当期望像在传统的战争中那样，可以在哪一天斩钉截铁地宣告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