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化：私域意识的转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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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化的潮流：亚洲大拼盘

　　如果要比较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可比性，倒是他们历史上的仇恨至今依然很深，以致于在达不成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只能同意两国共同承办２００２年世界杯足球赛这样一个奇怪的方案。但是，当人们把目光拉回到二战后初期，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吸引：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朝鲜半岛３８度以南和日本全岛都被美国占领；美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日本作为战败国，除了考虑到民族感情而保留了天皇之外，美国对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西化的修改，而南朝鲜作为一个战场和与苏联对抗的未来筹码，美国则空降李承晚，企图以保护国的身份捞尽最大的好处。

　　这两个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尽管其儒家传统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影响。然而，日本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冲击和入侵之后，便用跟古代吸收儒家文明时同样的方式，即以“和魂”消解“洋才”，来接受有利于其现代化的那一整套体制乃至观念。这种消解在日本被美国全面占领之后，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成功地将美国为其设计的民主体制充分解构、吸收。所以，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政局非常稳定，即使到了自民党失势后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内阁的不断变更也是在框架之内进行的。很明显的，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民主的制度都没有危及到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强大的消解功能使儒家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并最终导致日本和魂伦理体系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即政治为伦理服务，而非伦理为政治服务，这一点跟儒教伦理的母国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民主的体制被日本文化消解之后，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它能够很好地承载民族的理念，包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以及继续消解他者文化的弹性生命力。所以，在日本，私域意识里并不具有儒家传统伦理所包含的等级集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起步似乎要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但其过程却出乎寻常地顺利。我们清醒地看到，台独势力的膨胀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这里，我们撇开台独运动的其他政治后果，单纯看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实际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后，所依赖的合法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儒家私域意识，即强调权威、忠孝和“家”的伦理道德。所以，蒋经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自开放党禁以来，民进党势力凭借其富有诱惑力的台湾本土意识概念的提出，逐渐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套本土意识的提出，本质上是针对儒家私域意识的，这在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策略性手段，但随着其力量的壮大，本土意识成了一项反对儒家传统道德、推进民主在台湾的合法性地位的战略工具。民进党能够做大并且最终登上执政党的宝座，确实标志着民主在台湾的真正确立。

　　韩国的民主化的背景实际上是介于日本和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它没有日本文化的消解特性，也没有台湾独特的他者借代优势，而在私域意识层面它更加接近中国原生型的儒家传统。它的民主化道路，是在逐渐消除这种私域意识中的传统儒家观念之后，走上康庄大道的。本文将就这一点深入展开论述。

　　在总体上，这一系列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民主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民主化进程情况的各不相同，则使东亚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民主大拼盘。这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民主以及有关的古老命题。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个问题不仅在非西方国家存在，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绝对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在罗伯斯庇尔在他走向末日的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对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使用“民主”一词后，民主的恶名（至少在欧洲）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①人们更加喜欢用共和(republica)来取代民主(Demokratia)，因为后者在当时等同于“雅各宾民主”。而只有具有战略眼光的托克维尔才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为民主正名，提出民主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并且预言民主化浪潮必将势不可挡。他的学生约瑟夫・熊彼特定义了程序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了激烈的论争之后，他的定义才被普遍接受。②

　　要给出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事实上作为字典定义，民主是被最广泛定义的一个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外延正在被不断地进行着分类。因此不妨换个角度，尝试问一下“民主不是什么”，也许会更准确些，也更有意义些。按照乔・萨托利的解释，民主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③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推行，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等级集权观念的取消、平等自由意识的建立。这对于强调三纲五常的儒教传统伦理而言，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是只有在私域意识里进行了这样的变革，民主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牢固地建构起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韩国民主化更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极强代表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私域意识的转变对于民主的必不可少。

二、民主化的理由：历史与合法性

　　韩国的民主化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因素。历史上韩国曾经是一个李朝大一统的王国，到近代１９１０年的甲午更张，日本开始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直到美苏共同接管朝鲜半岛，以３８度为分界，北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南方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的改造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李承晚不久就顽固地要求连任总统，这导致了４・１９学生运动，李承晚被迫下台。这一事件的意义重大，在下文我们将要谈到。张勉内阁只存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朴正熙就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在其将近二十年的统治中，尽管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他的政治容忍性是极差的。为了排挤竞争对手金大中，他甚至不惜使用再一次地更改国号来维持其政权的权威。他调侃韩国企图移植美国民主制度的做法时说：“这就像一个１００磅重的人借了一件２５０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１９４８年是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速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个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④而事实上，他和同样经过政变而上台的继任全斗焕确实处在一个民主的妊娠期之中。

　　不妨罗列一下韩国各位总统的结局：李承晚、张勉被迫下台，朴正熙被自己的部下枪杀，全斗焕和卢泰愚在１９９６年的“世纪审判”中分别被判以无期徒刑、２２０５亿韩元的罚款和１７年徒刑、２８２６亿韩元的罚款。金泳三的命运比他们好多了，但还是在韩宝丑闻中狼狈而下。这些都是妊娠中的剧烈阵痛。

　　在民主的妊娠期，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⑤尽管如此，从李承晚组建第一共和国开始，民主至少是作为一种形式，已经逐渐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衣，全民公选在不停地进行着，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浪接一浪，党禁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民主的种子已经被播种下去。建国初期的民主宪法使民主价值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着民主的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

　　一九八七年，卢泰愚接受反对党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这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它至少宣告了“民主妊娠”的结束。这八项主张是：（１）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２）实施公正选举法（３）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４）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５）保证新闻自由（６）实施地方自治（７）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８）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

　　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它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在这部宪法中规定：任何国民有凭良心处事的自由。１９８９年，执政党没有赢得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的合并。这一事件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的顺利产生。金泳三随后的改革是大胆而具有风险的。人们从中也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困难。金泳三在清算权威主义、巩固民主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１）匡正历史谬误（２）惩治政治腐败（３）推行军队改革，使军队中立化（４）实行地方自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泳三的作用甚于接生婆。

　　从现实合法性来分析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１）民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中的社会化；（２）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３）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的代价；（４）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５）韩国为自身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⑥

　　在一定时期，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具乐部成员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要求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确实，在初始阶段，即使在热烈拥护民主的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文化也只有肤浅表面的认识，缺乏本质上的理解，在他们那里，对民主的追求只是表面的狂热，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气质，民主只是流行于口号，而不是自然需求。⑦但是我们不难从几代人的不同经历中找到答案。在韩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学生开始占多数，而在经济腾飞和民主起步后的韩国，依然以去西方的留学生占多数，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很显然地在西方的国度中受到更多的欢迎，也因此而对西方的民主理念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在精英阶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