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语境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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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危机能力增强，英国工人阶级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自觉意识降低，历史唯物主义遭到反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挑战。在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研究基础上，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无功利交往、以人为目的的劳动等加以深刻阐发，提出“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做出了最后的理论努力，对早年人学思想加以经验回应，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逻辑。从而呈现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视界。这种视界对理解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语境；古代东方社会；交往
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缘起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增强，其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加剧，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此起彼伏。这种状况似乎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见：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事态的发展远没有如此乐观，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积累了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的经验，还因为“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分化的明证，马克思政治哲学遭到质疑，人类解放的呼声被各种政治噪音冲击。马克思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马克思不愿就未来的预见与其反对者展开理论的纠缠，他郑重地对待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走势，并决定在资本主义危机到达顶峰之前不出版《资本论》第2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与此同时，他将目光投到当时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及古代东方社会的历史资料上，再次“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退回书房”的他并非致力于完善《资本论》第2、3卷，而试图摧毁私有制亘古如斯的神话，彻底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悖谬，以经验事实说明“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当时，欧洲的人类学研究取得可观的进展，不仅表现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神学的思辨模式提出强烈的挑战，而且表现在巴斯蒂安、泰勒、麦克伦南等探究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式著作的诞生，他们对古代生产方式与文明样态的分析不尽一致。马克思曾从一般发展角度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认为可以运用对资本主义做出的结论“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以高等动物的特征思考低等动物的构成毕竟只是逻辑推断，欧洲人类学研究对原始社会的直接考察比间接推断更有说服力，在对欧洲人类学著作的阅读中，晚年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完成了由摘录和评论构成的5本人类学笔记。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并非出于偶然，并非体现了“不可原谅的学究气”，而旨在从全新的角度解决现实问题。早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曾选修人类学课程，在研究历史发展脉络的时候，他一度留意印度公社所有制，认为罗马和日耳曼私有制可以从印度公社所有制中推出来。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上，他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毛勒对德国马尔克公社的研究时，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当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进入马克思视野时，他与俄国民粹派多次通信探讨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并打算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俄国土地问题做出阐述，他“退回书房”阅读了大量关于人类学与古代东方社会的文献，在历史适用层面做出一定的纠正，也引发了恩格斯对此类问题的兴趣。
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脉络来看，对人类解放问题的关注伴随其始终，晚年人类学研究仍致力于解答该问题。此前他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必经的历史阶段，“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当东方社会没有与世界交往的时候，入侵似乎是文明推进的路径，马克思一度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理解为历史发展的阵痛，但事实却是“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因此，应该关注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具体视角观察具体问题，而非对唯物史观一般规律教条地运用，正是这种视角开启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晚年马克思思路拓展的社会成因在于，来自东方的社会革命孕育希望，以往的预见――“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因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而不得不加以反思，而东方革命的趋势日益加速，“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期待这场“指日可待”的斗争胜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俄国危机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土崩瓦解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
马克思晚年研究兴奋点的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停止《资本论》第2、3卷的创作，转而摘录和评论大量关于人类学和古代东方社会的资料，原因在于欧洲人类学研究提供的可资辨别的经验根据及东方社会革命具有的现实意义，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执着批判获得新的生长点：前者论及私有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从公有制中脱胎而出；后者则鲜明地拒绝资本主义的同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经阶段的论述仅仅适用于西方社会，如果人们误解地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样，“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看到在西方期待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同时，可以且能够探索其他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即以历史发展多线论丰富和发展以往偏重论及欧洲革命带动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实现模式。
二、古代社会政治与无功利交往
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兴奋，它们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古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呈现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的意义。马克思关注摩尔根对血缘关系的论述，“一旦原始群为了生存必须分成较小的集团，它就从杂交转变为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这种家庭组织形式的转化乃是出于“自然选择”，血缘家庭推动氏族社会的形成，即避免兄弟姐妹之间通婚的弊端，“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婚姻，创造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这种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制度并非表现为商品交换，而“必然流行生活上的共产制，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古代社会产生于血缘家庭的发展，并非由分工和交换确立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认同古代社会的公有状况，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个人”与“公社”融为一体，“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晚年马克思着意指出原始社会不同于生产社会之所在，即劳动协作并非以交换为目的，古代社会尚未触及人的异化，交往发生在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几乎没有功利可言。他对梅恩关于原始社会存在专制的判断提出批评，他认为“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古代社会并不存在专制，其劳动协作为了原始共同体与个人的双重利益，人们的交往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专制的政治模式，这与奴隶社会以来人们的政治命运颇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