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都市与移民小说(一)

详细内容

　　[摘 要]上海是中国特大的移民都市，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小说中有大量的移民题材中长篇。移民之中有工商投资者、文化人、革命者……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还有相当数量的国际移民。当然，极大多数移民是战乱与天灾中流向上海的难民与灾民，到上海成为出卖苦力的劳动者，但用“乡下人进城”这一概念是概括不了这股移民潮的全部内涵的。移民小说显示了上海这一移民大都会的众生相，也是培育外来移民的现代市民意识的形象化的启蒙教科书，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与欢迎，即使对今天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关键词]移民都市；国内移民；国际移民；启蒙教科书

　　Abstract：Shanghai is a migrant megacity， and there was a rush of migrant novels and novella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the migrants were businessmen， men of letters， revolutionaries， and even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for it was als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No doubt， most migrants were refugees created by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became laborers in turn. But the concept of “country fellows entering city” was far from inclusive enough for the wave of migration. The migrant novels and novellas， by depicting all and sundry of the migrant metropolis， served as picturesque enlightening textbooks for the migrants in shaping them into modern city dwellers and therefore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general readers. They are of reference value even today.

　　Key words： migrant city；migrant；immigrant；enlightening textbook
　　
　　一
　　
　　在传统社会中，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往往只是静态的微调。可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强迫开埠过程中，沿海沿江的一些小县城甚或小渔村――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等地都开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纷纷跃升进入都市的行列。青岛原先不过是个荒岛――黄海之滨、胶州湾上的5个小村；大连也仅是个60户人家的半农半渔的村庄；汉口，明清时曾是镇的建制，属江夏县治；天津在1860年开埠后，城市面积竟超过了旧城厢的8倍；上海开埠前是一个属于松江府的仅有10条街的县城，可是它很快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并一跃而为中国第一大都会。据1927年统计，人口超百万的中国都市依次是上海、武汉、北京和天津，除北京是老大帝都外，其他都雄踞于江海要津，特别是上海已经拥有人口260万，它在中国的都市化中更具典型性，值得作为移民城市中的一个“精品”加以解剖。
　　所谓“都市化”实际上就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背景下移民潮所形成的人口爆炸――都市里的新式企业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商就业职位；而在中国的农村与小城镇中，人们又往往饱经连年战乱和灾荒的煎熬，但在清末民初的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中，上海的租界当局都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在内地的滚滚硝烟中，租界仍然在风平浪静中生息繁衍。于是在国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成了避难所与淘金场，大量的投资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涌入上海，上海成为国内最典型的一座移民城市。当时上海的租界沿袭西方城市习尚，没有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更是频繁。统计数字惊人地告诉我们，1885年，移民约占上海人口的85%，1930年占78%[1]。我们今天俗称的“乡下人进城”这个概念还不能概括“移民潮”的全部内涵。因为在当时“难于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穷汉，红男，绿女，政客，流氓，都向上海涌来。上海成了容纳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2]。以上所列举的均属国内移民，可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中，还有数量不少、能量超群的国际移民。这些国内、国际的移民使上海处于不间断的裂变之中，酿成种种惊天奇观，对它的了解，不仅要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一系列科学著述去勾勒其面容，而且也需要文学作品对它作形象的反映。与其他的大都市相比，上海在这个特大的移民城市似乎有着更丰厚的积累――在清末民初的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反映当地“移民”题材的通俗小说、特别是众多的长篇，将当年的“移民”生活图景“定格”成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线。但是这份丰厚的宝藏却长期被忽视、轻视，甚至蔑视。我们从来没有从移民的角度去开掘这座富矿，提炼出对我们今天也极有参照意义的借鉴。
　　最早反映这股移民潮的是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全书出版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它的第1回就是《赵朴斋咸瓜街访舅，洪善卿聚秀堂做媒》，写的是赵朴斋这一“乡下人”进城，而他的舅舅洪善卿则是一个久居上海的商业移民。小说中有众多的移民形象：投资经商者，为官为吏者，文人清客，流落海上的娼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此，写移民生活成了通俗小说的一条文字热线。《发财秘诀》写广州人到上海，《海上繁华梦》、《人海潮》和《甲子絮谈》写苏州人进上海，《恨海孤舟记》写北京学生南下上海，《人海梦》写宁波人到上海，《人间地狱》写杭州人到上海，《市声》写扬州人、无锡人进上海，《上海春秋》除写苏州人到上海之外，扬州人到上海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而《上海大观园》和《黑幕中之黑幕》则写了国际移民的多种面目。这些人到上海或投资办厂、经商，或做买办、通事，或避难躲灾，或读书而后又将上海作为留洋的跳板，或办报办学传播知识，或挥金如土浪游纵乐，当然极大多数是成为出卖劳动的苦力，甚至沦为卖笑的娼家。应该说，这些通俗小说家抓住了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移民生活，通过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窗口，读者看到了当年上海的众生相。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些通俗小说家并非是与这一重要题材偶然相遇，相反，他们对反映移民生活有着很强的自觉欲望。在网珠生(平襟亚)的《人海潮》中有着一段“论述”写作社会小说(包括移民题材小说)的重要性的对话，对话的双方是两位乡村知识者――一对恋人。少女湘林称赞狄更斯的一支笔仿佛一面显微镜，能把社会上的一针一芥放大几千倍，描摹刻画入木三分。由此他们谈到社会小说的作者非要有阅历，有胸襟，有文采，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深刻洞悉社会者才能胜任。湘林说：写社会小说在乡村街坊有3处材料总批发所，那“便是小茶馆、小酒店、燕子窠(鸦片馆――引者注)”。可是她的男友沈衣云说出了一番更有见地的话：
　　我有一处人们注意不到的小说资料，要比你说的三处地方来得有趣味、有统系，写出来一定有刺激性，能够哄得人笑啼并作。……这块地方小虽小，却是流动的，普遍在各乡各镇，便是一条驳船。这驳船每天清晨开往塘口，接上海小轮上的搭客，驳送到各乡镇；垂晚又把各乡镇往上海的搭客，驳到塘口小轮，每天满载一船。这其间，男女老幼，哭的、笑的、叹的、忧的，千态万状，哀乐不齐。哭的，无非夫妻勃溪、母女口角，一时气愤，遁迹海上；笑的，赢获巨金，衣锦还乡；叹的，入得宝山，赤手空回；忧的，身怀私货，中心彷徨。这是现面的事，细究内幕，更不少伤心黑暗的资料(《人海潮》第8回)。
　　这席话说明当时的一些通俗作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乡下人进城”这一题材有着不少深刻的社会内容可供开掘。作家看到了这一条条小驳船使上海周边的乡镇与中国第一大都市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满载着乡民们的喜怒哀乐，从中可以探索他们在上海的种种遭遇，进而深究上海的种种社会内幕。平襟亚的这部《人海潮》共50回，前10回写苏州农村，后40回写这些苏州的各色人等到上海的种种际遇，有的定居下来成了上海移民，有的带着心灵的创伤又乘着这条驳船回到了农村，这样的构思，确是有着它的独到之处。
　　
　　二
　　
　　当通俗作家的小说中出现大批农村劳动者流向城市时，他们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些下层移民的窘况：那就是他们在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他们的农业耕作技术在大都市已无用武之地，他们缺乏城市所需的技能与职业培训，除了自己的体力之外，别无长物。于是他们只能在城市里从事苦力劳作，妇女则成为家庭佣工。即使是只能出卖劳力，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如清末上海周边的农村“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3]。这种前所未见的情况，在《人海潮》中就有所反映：“现在乡间女子，真不比往前了，只要心中稍受委曲，便走这条路，上海商埠，仿佛专为她设的。自从有了上海，丈夫父母便不好责备妻女，否则便是驱雀入渊。等到身入繁华之地，简实没有还乡之望。”但是农村移民除了“劳力”这点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人海潮》中写乡村小皮匠小春到上海后沦为乞丐。难道他不能仍旧靠做小皮匠的技能为生吗?但是，在上海随便做什么是要有自己的“地盘”才能立足的。小春说得好：“上海地方来寻饭吃，倘使只该一双空拳，不识字、不熟路、没力气、没荐保，简直乞丐公会里好预定一个位置，不走这条路不行。除非‘亏得’两字，亏得朋友……，亏得亲眷……，亏得女儿…… ，亏得妻子……，平空可以发财。”那意思就是说，识字者，找职业的路子要比文盲宽些，道路熟至少可以去拉车，有力气才能干苦力活，而随便去做何种职业，都得要有“殷实铺保”。小春即使做乞丐也是拜了师傅的，他在乞丐师傅的荫蔽下才有一块可以乞求的“地盘”。在他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下层的移民除了他们的体力之外，也只有亲戚、朋友、族人、同乡作为他们的社会资源了，所以他说了这么许多“亏得”。而亏得“女儿 ”和“妻子”可以“平空发财”，那就是可怜到只能靠出卖妻女的肉体作为资本了。所以除了体力之外，肉体就成了一些女性可怜的“资源”。在《人海潮》中，衣云有这样的议论：“一乡只要出一个在上海青楼做鸨母的，一乡中的优秀女子，便断送她一人手中。鸨母回乡，能够哄动合村的虚荣心，她安坐在家里，魔力比大学、中学登报招生还大。入她那所无额学校好在不须试验，大批满载而去。”毕倚虹《人间地狱》的开端，就是写鸨母兰阿奶，从杭州将薇琴带到上海从事淫业，在兰阿奶的嘴里是：“上海的日子好过，比杭州要便当得多了。你在杭州随便怎样做，老实说人是糟掉，一辈子也不能出头。我帮你到上海来。只要你……”鸨母回乡“招生”，抹掉女性的羞耻心，加固女性的虚荣性，发扬女性不劳而获的精神，然后将这些女性推入火坑，过着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的生活。
　　但有的女子沦为娼妓，并非是由于鸨母的“勾引”，她们是被生活所胁迫，在走投无路中只好饥不择食。《人海潮》中的银珠就是生活胁迫与父亲金大的“亏得”的合力所塑成的娼妓。银珠曾很沉痛地叙述：“我吃这碗饭，也叫末着棋子。养活爷娘是顶要紧。当初爷娘弄得六脚无逃，我没有法想，只好老老面皮，踏进堂子门，平心而论，总不是体面生意经。结底归根，对不起祖宗，没有面孔见亲亲眷眷……”她逃荒刚到上海时，进了妓院做大姐(佣工)，她不是妓女却也要受无耻嫖客的调戏。于是就去做刺绣女红，绣了4整天仅得了4毛钱，被她嗜酒的父亲金大讨去只够吃了一顿酒。金大眼看女儿手上被绣花针刺出的鲜血，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觉得对不起女儿。他盘算了一夜，“亏得”两字冒上了头：“女儿面貌身材也不差，做手工总弄不好，自己酒又不能不喝，拿她手工钱喝酒，委实不忍。非替她计划一番大事业，让她吃一碗省力饭不行”。其实银珠以后的生活才是血泪的生活。
　　《人海潮》的开端第1回就写乡村赤贫者金大到小镇上千方百计想赊酒吃。到“亏得女儿”才使这位嗜酒的醉汉有酒吃，而小说的末一回写银珠“衣锦还乡”探亲，她的父亲金大已阔极，屋宇连云，呼奴使婢了。这种笑贫不笑娼的观念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沈衣云惋叹不止，也算是这部写善良的移民――失意者沈衣云的生活时，与之对比的一条线索。
　　通俗作家惯写移民中的娼妓生活，也与他们接受狭邪小说的传统有关。但娼妓生活却又是女性移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血泪写照。据1920年工部局的调查统计，上海娼妓总数为60 141人[4]，而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统计，民国初年上海的人力车夫却只有50 000人。娼妓的人数竟然比整天在大街小巷中辛劳奔波、几乎遍地皆是的“黄包车夫”还多，岂不令人惊悚!
　　通俗作家在涉及下层移民题材时，除了指出他们几乎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之外，还非常客观地强调，这个孤苦无告的群体也必然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城市中出现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而在无业群体的无序膨胀的“流向”中，如果“流幅”与“流速”失控，就会导致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反映得最为典型的是自然灾害时的灾民与战乱时期的难民“潮涌”，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不安全因素大增。包天笑的长篇小说《甲子絮谈》就是反映1924年江浙战争时的难民潮。流向是非常集中的――弹丸之地的上海租界，其流幅之宽，流速之快，使租界无法有序消化。包天笑首先反映的是“房荒”，但他没有止步于这个浮面的层次上；接着他写了上海的下层移民被军阀拉去作“民夫”的惨相。但包天笑重点指出的是，“流幅”、“流向”的失控，无业游民的激增，使租界变成了盗匪横行的世界，偷窃抢掠随时发生，百姓财产与生命安全也缺乏保障。小说第6回“棘地荆天坦途匪易，枪声灯影广市不宁”写出了“越货伤人成惯技，可怜群盗正如毛”的都市混乱局面。第18回“掌上失明珠竟成恶谶，眼前留匪窟大有疑踪”与19回“驱驰逆旅肉券赎娇儿，挥斥家财泪珠抛阿母”就是写租界上的绑票案。
　　
　　三
　　
　　在描写下层移民居于都市受苦受难的惨状时，有些作家很容易犯的一个片面性，就是坠入“城恶乡善”的模式而不能自拔：片面地只强调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可是也有不少通俗作家在当年就自觉地舍弃了这个片面模式，而是全面看待城市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正如包天笑在《上海春秋》的“赘言”中非常有分寸感地指出的：“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这两方面都是极具代表性的。
　　1904年，欧阳钜源在写长篇《负曝闲谈》时就指出上海是维新派的根据地：
　　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煸骗，弄着几文的，便高车驷马阔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筚路蓝缕，穷得淌屎。他们自己跟自己起了一个名目，叫做“运动员”(《负曝闲谈》第12回)。
　　他的小说侧重于揭露假维新派的“运动员”们的丑陋面目。在1907年吴趼人所写的中篇《上海游骖录》中，从乡下来的政治避难者辜望延一心想到上海找革命党：“上海租界上革命党最多，我何妨先到上海去访问革命党”。他到了上海读了许多新书，包括当时的禁书《革命军》，可是辜望延在生活中并没有找到革命党，遇见的只是“谭味辛”(空谈维新者)之流。于是他想到日本再去进一步求索：“那几个谈革命的行为，倘与他们同了一党，未免玷污了自己。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且待到了日本，看看那边中国人的人格再定主意”。
　　在欧阳钜源与吴趼人笔下，只是提及了上海是维新派与革命派在国内的大本营，也是一个大造革命舆论的中心。但是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出现真正的革命者形象。尽管当时像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革命派作为外地的移民汇聚在上海，办起了爱国学社，在张园频频举行爱国集会，鼓吹反清革命。
　　通俗小说中正面反映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种种活动的是姚?雏的《恨海孤舟记》。小说反映的是知识移民，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汇聚在上海，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从事舆论宣传，策划革命暴动，直至掌控辛亥以后的革命政权。小说中的不少出场者都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如陈髦公(陈其美，浙江湖州人)、张樵江(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庄乘伯(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花吴奴(叶楚伧，江苏吴县人)、杨平若(柳亚子，江苏吴江人)、赵栖桐(其中部分事迹是作者自况，江苏松江人[现属上海市])…… 小说是以写北京大学生南下上海为开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北京风声鹤唳，说是当晚要严闭内城搜杀汉族，而且要从已经剪辫子的人杀起。京师大学(北大前身)和译学馆当然首当其冲。纷扰得学校只好停课，学生也相继离校回家。赵栖桐到了上海，还未返里，就被《东海日报》的花吴奴聘为编辑：“请你替我编两版中央要闻吧，带做一个时评。磐磐大才，只好暂屈。我今日便说定了。”在上海没有成为大都市之前，它的文化底蕴是并不深厚的。但在开埠之前，特别是科举废除之后，中国的士人们为了要找寻新的出路，在社会上为自己重新定位，就纷纷到上海做“知识劳工”：
　　上海在开埠以后二三十年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出版、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中，到戊戌维新时期，上海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戊戌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如容闳在政变后逃出北京来到上海；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而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变后辗转来到上海。1900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进入上海。……据估计，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集了3 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2]23。
　　外来的知识移民在1903年已有约3 000人，何况是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呢?《恨海孤舟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来的知识移民对上海成为文化中心与革命前哨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吞噬革命成果、妄图恢复称帝时，上海的革命党人的英勇斗争与献身精神。小说中反映了袁世凯在1913年和1916年先后阴谋刺杀革命党领袖人物宋教仁与陈其美的两大事件，为历史留下了形象化的史料。当然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续写谢柏山(蔡锷)如何逃脱袁世凯的软禁，到云南高揭反袁义旗。《恨海孤舟记》打破了那种浅薄的“城恶乡善”模式，显示了在清末民初上海这个城市发挥着文明新知的重镇与二次革命中的堡垒作用。姚?雏后来对自己这部小说是一再表示不满的，这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叙述赵栖桐接连两次在妓院坠入情网；作为一个知识者，他在找不到出路时，消极颓废，遁迹空门，不知所终。但这部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活动，还是有其一定价值的。
　　比《恨海孤舟记》更进一层的是严独鹤的《人海梦》，它的视野更为阔大。小说的主要定位是将上海作为一个传播新知、培养革命者的摇篮，并将青年送出国门，使他们成为反对清廷的健将，也为辛亥革命输送了干部。小说以写宁波人进上海为开端，主人公华国雄与表兄钟温如到上海求学，进入了假道学的官僚所开办的腐败的正谊学校读书，看到学校中形形色色的怪事；但他们却是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青年。一天学校当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搜查学生有否私藏革命书刊，查出他们的宿舍里有《党人魂》、《革命军》和《自由血》等禁书，学校当局“竟要一面通禀上宪，一面将他们送往上海县中拘押起来，听候治罪”。以此事为契机，华国雄去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步入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国内正急需革命骨干时，立即回到上海，成了沪军都督府的一位科长。小说除了涉及他们的故乡宁波之外，主要写上海、日本、南京这3处地方，而写南京则又是华国雄及其女友――也是一位革命奇女子冯蕊仙，与两江总督方制台之间的多次机警智巧的斗争。
　　在这些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上海被描写成反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进步人士的活动基地，也在它的移民中培育了大批革命中坚分子，大大树立了上海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