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五作家综论(一)
详细内容
晋绥边区在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不能算是十分独特的，然而，出现在这一地区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群，却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尤其对山西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自然，世人每涉笔于此，总以赵树理领衔，并被冠之以“山药蛋派”或“赵树理派”，这没有什么不可。事实上，无论是活跃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赵树理，还是生存于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绥边区的五作家，确凿无疑地表现出相同的文学旨趣与文化倾向。问题是，多年来，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难堪的倾斜致使这块研究园地有些畸形：不是说马烽等刻意模仿赵树理，便是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印证“山药蛋派”的实际存在和阵容强大。至于“晋绥五作家”的具体研究，倒如片羽磷甲，甚为难求。有鉴于此，本文就晋绥五作家大的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革命型作家的职业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若就作家的职业特点进行大致分类的话，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社会活动型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文学创作，以其开创性的文学实绩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巨大的精神能量和撼人的魄力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推波助澜地鼓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二是文人学者型作家，如胡适、 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他们或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或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既属文人学者，又是文学作家，体现出文人学者与文学作家合二为一的职业特点。三是战士型作家，如20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以及沙汀、艾芜、肖军、肖红等，他们有过身受反动统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的愤怒，他们能够自觉地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相结合。四是书商型作家，如张资平、周瘦鹃等，他们置身于大都市商业环境中，不得不一身二用，即作文学作者，又兼报馆编辑和书店经纪人，时时经受着现代经济变革的冲击，体现出浓厚的商业气息。
相对于上述作家的职业特点来说，“晋绥五作家”则是在解放区的蓝天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全都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初具文化素养，很早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在革命的旋涡中斗争磨炼，对党和政府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天然的报答和感激之情。他们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不久便被送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或部队艺术学校，接受较系统的正规教育。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不仅“较多地接触了新文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革命的火种已播映到每一个人的心田。此后，他们“被送回原根据地”，“当时晋绥边区的领导意识到必须培养本根据地的作家。于是就把我和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等从延安回去的人分配的文联”，并且“一到那里，亚马就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还没有正式文件，我们在延安也没有听过传达)；即搞文艺就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并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正是这种根据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成了他们最初的创作的旨趣。马烽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为什么我在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总是要谈到我们五个人呢?因为我们五个人的文化水平、出身、经历和成长道路大体相似，我们的写作能力，写作技巧都是在解放区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说得更透彻一点，我们一开始起步就把自己置于《讲话》精神的指导之下”。①
所以，与前述几种类型的作家相比，晋绥五作家最独特之处乃在于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自愿自觉地以文学为社会变革和革命斗争服务，把文学当作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发挥“革命的齿轮和锣丝钉”作用。这种作家职业类型上的差别，即不同于文人学者型作家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的文学本体观，也有别于社会活动型作家视文学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更迥异于书商型作家附会于商市行情，把文学当作赚钱赢利的商品，使新文学染上商业气息。如果说赵树理是在新文学的反复比较、甄别、吸纳，自身的不断摸索、感悟中，经《进话》的“点化”走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上的话，那么，晋绥五作家则在“起步”之初，便紧紧地把自己的步伐踏进“革命”的前进行列之中。这与赵树理的为着民族化、大众化而躬身实践“文摊”作家也是有差别的。在晋绥五作家的创作道路上，1944年“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虽不具什么特殊意义，但它对我们理解五作家的创作始点有着无以替代的史料价值。在这次征文活动中，西戎、孙谦的眉户剧《王德琐减租》获戏剧类“甲等”奖，胡正、孙谦的道情《大家办合作》获“丙等”奖，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束为也获了奖。这次征文活动的“创作要求”是“(一)在内容上，应以今年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为总的方向，题材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并须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精神。在一定的题材里，希望能把组织前和组织后的生活对比写出。(二)……”②可见，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自觉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便是五作家的出发点。这种文学创作的“革命”动力机制保持至今。马烽1991年曾说过：“我就是因为党的需要，才走上文学道路的，尽管也带着一点偶然性，但主要还是由于党的需要。”“我认为党所以重视文学事业，是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③
晋绥五作家的革命型职业特点，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原初动力、具体作品、创作谈中，而且他们倾注了不少的精力从事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人所共知，此处不赘言。
二、文化选择的乡村化基调
晋绥五作家作为“山药蛋派”的中坚成份，在对待文化的选择上，无疑表现为一种相趋同的基本倾向。这种基本倾向即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性的“黄土文化”的渊源流变中找到历史土壤，亦可于根据地艺术理性中发现近因，还可从作家的心态文化基调和理性构成过程中去考察。
马烽、西戎等接受文化熏陶的时期，正处于政治相当黑暗、文化相对沉寂的30年代。吕梁山以外的世界虽时有惊雷滚动，但对于封闭、滞塞、荒凉的吕梁山而言，外界的声音又有几许能传进去呢?正如马烽所言：“小时候，我读过不少章回体的旧小说，上高小时，我才读过两篇新文学作品，一篇是冰心的《寂寞》，另一篇是都德的《最后一课》。”④可以想见，正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模式和“章回体的旧小说”灌输和传达给他们最原始的文化血液。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深沉的文化心理积淀，耳濡目染地洇浸着他们稚嫩的心灵。这时的幼小心灵虽然还不能从哲学的角度以及我们今天时代的高度条分缕析地拆析传统文化，但文化母体所固有的传统特性无疑已经深深粘附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世间并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型。⑤然而，我们说，晋绥五作家是在传统文化的摇篮中初长的，在他们的骨子里有着深深的农业文化的沉重负载。农业文化的内向性、依附性、群体性使他们难于挣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完全去强化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中国农业文化对他们渗入肌理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他们的“根”深深扎在农业文化的土壤里。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感时忧国”，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群体心理和精神表现构成他们人格的内涵。从哲学和审美角度讲，晋绥五作家吸取的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儒家哲学中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的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被他们艺术地融汇进乡村文化的革命性因素，使儒家哲学的传统观念在艺术再现中获得了现代阶级解放的主题。
倘若仅就中国文化考察，晋绥五作家充其量也只能作“感世忧民”的代言人，而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歌手。促成其发生质的转变的文化基因是根据地特定的历史环境。这是“三晋黄土文化”(此仅指行政区划而言)发展到这一时期的特殊“变体”。如果说三晋黄土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些特色性机制和规律的话，那么，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则使之的区域性特征变得模糊起来和难以确定，或者说，打破了相对规整的三晋黄土文化，而融进了新的内容和因素。
根据地是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解放区区域，相较于国统区和沦陷区而言，“区域政体(解放区)的新型形式，区域生活的民主气息，以及区域相对往昔和外在(国统区)所特有的使命感与相互关系”⑥都是原先的三晋黄土文化所不具备的。晋绥五作家面对着(或更恰切地说身陷)全新的区域文化环境，不可能再作出别的选择。“在新的区域里，政治不再以间接的形式来影响审美，而直接把从现实需求出发向艺术提出了严格的理性要求。它要求所有审美创造者必须接受时代政治统辖下的艺术理性之后才可开始创作。”⑦事实上，正如席扬所言：“孙谦、西戎、马烽、李季等年轻的一辈，其情形就更简单些。他们的艺术意识是在‘鲁艺’中被输入的”⑧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晋绥五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接纳是不自觉或无意而为的话，那么，对“延安艺术理性”及乡村文化的选择，则是自觉的或有意而为之。
如前所述，晋绥五作家生活于20世纪40年代的吕梁农村，相对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山林乡土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来源，也是精神寄托的寓所；浓厚的恋土怀乡的乡土意识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绵延顺纳，也是身处此境别无选择的实践结晶。马烽说：“我生长在农村，十六岁参军以后，虽然到了部队，但那时的抗日部队仍然是在农村生活、战斗。后来转到地方工作，在文联、报社任职，但当时这些文化团体同样是在农村。每天接触的房东、左邻右舍都是农民。”“我也就有意识地了解农村，熟悉农民。”“在农村呆的时间长了，和农民打交道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了感情。”⑨所以，就作家的人生体验来说，文化选择的乡村化基调就不是被动的接受，实在是与个体的生存境域相关涉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作家“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10}
传统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根据地区域的艺术理性，作家心态的乡村化基因，这一切便生成晋绥五作家在文化选择上的乡村化基调。
需要辨析的是，晋绥五作家的乡村文化基调，与同是选择乡村作“布景”的沈从文、孙犁、肖军、艾芜、沙汀等作家都是不同的，尤其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相去甚远，沈从文的乡村文化取向，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回望”的姿态。他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回忆中，沉醉于个人对过去的一种朦胧的感觉和情绪。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的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有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通过对这个“湘西世界”的建构，形成对“现代世界”的对抗和否定。“伦理道德”和“自然人性”是他构筑“湘西世界”的重心所在，而未被污染的朴野蛮荒的乡村文化则是存活这“生命哲学”的最佳域所。所以，沈从文对乡村文化的选择偏向于“生命形式”的自然流露，但是，老庄消极“出世”和释家遁世避乱的思想的渣质对他的浸润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中国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沈从文表现出较明显的摇摆和怯懦心理，他对民族从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缺乏足够的理解，这不仅使他无力直接投身于这场巨大的时代变革中去，而且也使他的创作难以达到更深广的思想性内聚力。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文化心理的角度审视，沈从文的这种局限性都是明显的。
晋绥五作家则不同，他们选择乡村文化基调，并不是曲意奉迎农业文化中消极落后的“自然”生活状态，而是以饱满的激情和深沉的瞩望讴歌根据地和新时代已经存生和行将到来的“崭新”的生活状态，或含着善意的讽刺催促旧事物的转化。“乡下人”的原初视角和“革命型”的提升视角，是沈从文和晋绥五作家对待乡村文化基调的最根本的分野。
晋绥五作家不独与沈从文的“乡下人”视界见出殊异，且与上述诸作家亦有明显的异别，限于篇幅，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