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人性美的质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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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可否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就艺术手段对写作意图的准确表达，艺术要素与艺术要素间的协调有序以及作品蕴含渗透的主观情感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定向来说，《边城》实在是了不起的作品，沈从文实在是了不起的小说家。目光挑剔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口味一般的寻常读者，对这样的一件艺术品把玩欣赏啧啧称叹，也实在是事出有因。我也愿步入后尘，举双手赞成将《边城》永远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然而，环绕《边城》的最响亮最广泛最持久的赞誉太刺耳，使我疑窦丛生。诸如“《边城》歌颂人性的至美”，是“表现人性美的力作”，是“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的夫子自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则被到处引用，几乎写进所有相关论文和专着，当做所谓人性美观点的护身法宝。

边城的人生形式真的就是那么诗意盎然吗？田园牧歌情调真的是值得人人心驰神往的生活佳境？淳朴自然真的就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高表现？迈向现代化的人们真的应该到茶峒小城朝圣，向老船工、翠翠、天保、傩送等鞠躬致敬深情凝眸？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翠翠真的浓缩了生命的底蕴，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卓有成效的探索？是人性美的盖世范本，是引导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永远的圣女？《边城》真的就是人性美的颂歌？

在我看来，站在今天的高度，应该对上述问题毫不迟疑地作出否定性的回答。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自身，并且在创造社会的过程中创造自身。这两个过程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空间上是重合的。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发展和外在客观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同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完善史。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客观社会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的历史”一般，也是人的心理的“公开展示”，“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这即是说，一定历史时期人的发展状况总是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的发展状况，而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总可以反观出当时人的发展状况。社会的简单，正是人的简单的表现，它意味着人的内在自然处于沉睡的几近平面的荒漠状态，意味着人猿揖别后人获得的人的规定性还很贫乏。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表征着人由简单向着丰富的趋进，它意味着人的原先沉睡的处于原始完满状态的内在世界苏醒分化后各各不同地活动起来发展起来深广起来。社会复杂构成的不合理性恰好显示了人性的各要素苏醒后所拥有的伸展机会和伸展空间并不公平，因而人性呈现出畸形的扭曲的异化状态。而社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便意味着人的内在世界构成的有序度的提高，意味着人的发展、人性的完善正一步步地趋向于“丰富的个性”、“自由的个性”。沈从文在《烛虚・三》中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其实，人的发展人性的丰富，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深邃与广袤，必然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社会联系的繁多、社会意识的厚重，表现为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后者是前者的外化结果，也是前者的实现途径。因此，不是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恰恰相反，禁律益严，即意味着人性的更为富有，虽然其结构未必合理。

宏观的人类社会是人类造就的作品，是作为类的人的人性的镜子，微观的边城茶峒的社会环境是茶峒人活动的产物，同样可以观照出当地人性的发展状况。

对于山光水色中的茶峒人来说，家庭和天然共同体是主要的活动范围；维持个体生存和基于血缘地缘情感的日常交往是主要的活动内容；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是调整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一切表明边城的社会构成中有一个发达的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自发性、散漫性、简单性、重复性是其特征。这样的生活层面的确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给人以醇厚、安详、自然、闲适的家园感觉，按照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它是人性中的自在性成分的对象化表现。发达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在性成分达多。另一方面，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活动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难以见到；作为社会组织化、秩序化显著标志的制度、规章、纪律乃至法律更是没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业缘性交往几乎不见；以超越性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不见丝毫。这表明茶峒的社会构成中非日常生活层面非常狭小，这样的社会层面虽然充满竞争、压力、关系复杂、快速多变，但却是人的自为的自由的特性的表现。它的狭小，说明茶峒人跟着感觉走，却没有抓住梦的手。标示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为性、自由性的萎缩，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发育不全。毕竟，人在本质上不是自在的存在物，而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马克思说过，“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

日常生活层面的过于庞大，非日常生活层面过于狭小，显示的自在性过大过多自为性自由性过小过少的人性结构，怎么能说是优美健全的呢？

《边城》中，没有《故乡》中的隔膜、《二月》中的流言，也没有《春蚕》中的失望、《丰收》中的幻灭、《五奎桥》中的对立；更没有元茂屯中的暴雨骤雨、桑干河边的复杂矛盾。没有大快乐，没有大悲伤，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顽强的追求，没有执着的坚持。没有分裂背离，没有冲突对立；目标的飘忽引不起热切的追想，隔靴搔痒似的关心带不来深沉的反思，生活的贫困激不起对环境的厌弃，活动范围的狭小不会导致对外面大世界的向往，恋人的生离只是在心中漾起几缕涟漪，亲属的死别不过是哭泣一阵――这难得一见的涟漪与泪水注定了很快就消失。因为它们只是与人的归属需要等低层次需要相联系，因而不可能像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生的痛苦那样深广强烈持久。这已见出当地人性建构层次之低。马克思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这里有乖巧的少女、和气的小伙、疏财的头面人物、厚道的贫困老人，但就是没有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整个茶峒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平静清澈的一池秋水，无波无澜、无沟无陵、无杂质无异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和谐一致亲密无间，处于一体化状态。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人的外在世界和人的内在世界具有同构性。外在社会环境的平缓一致、平静安宁，正是人的内在世界的平整划一、平板一块的外在表现。那淳朴自然、喜陶陶乐融融的民风民情，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而是人性贫困的同义语。它标明当地人内在主观世界各构成要素基本上还保持在原始完满丰富的浑朴状态，还没有显著的分化充分的伸展而形成鲜明的差别，或者说，当地人的差别主要是生理性的，而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周围事物不能自由地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隔膜、流言、矛盾、对立、冲突都是以差别性为前提的，虽然它们远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但它们却标志着把自己从共同体中明确地分化出来，把自己同他人自觉地区别开来，这是人性发展完善必经的一步。这样看来《边城》中的人性水平甚至还要落后于《二月》、《春蚕》、《丰收》、《五奎桥》，更不用说《暴风骤雨》、《桑干河上》了。因为《二月》诸篇中的人物已经迈出了痛苦的一步，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已经明显分化，以后的工作则是在历史的恢宏进程中实现高层次的整合和回归，那已达到人性较为完善的历史阶段了。

抽取一个人物作为个案来作具体分析。

翠翠，这位十七岁的山村少女，是辰河边一朵挂露的花蕾，是青山下一只洁白的羔羊，是爷爷脚前脚后的一只惹人怜爱的猫咪，纤尘不染、心机全无、乖巧聪明、羞怯温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忠于恋人，的确闪烁着动人的人性美的光亮。但仅仅是闪烁而不是喷射，是断续的光亮而不是通天的光芒。因为真正优美健全的人性具有比这丰富得多的内容。仅仅因为她显出人性美的丝毫迹象，沈从文就将她供在人性的神庙里，收取人们的赞语颂词，实在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

其实翠翠的生活环境并不美妙，并不诗意盎然，虽然青山长在，却没有坚实的生活依靠；虽然绿水长流，却一直生活在闭塞的空间。来来往往的商人水手没有给她单调的生活涂上绚烂的色彩，远方的城市也没有向她吹送星星点点的现代气息，让她的生活富有动感和力度感。她始终生活在贫困、单调、散漫、滞缓、平静之中。可她无动于衷，从没有对这一切不满、怀疑、厌弃、背离，压根儿就没去想是否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外面是否还有更大的更新的世界。在这方面，翠翠甚至还不如作家笔下的另一个山村少女三三（《三三》），三三还想到过进城念书，而且“一进城里就不回来了”。

然而，“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于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4]翠翠没有查问、没有审视、没有批判，怎么能说她获得了丰富的健全的人的规定性呢？因此，为很多人称道的翠翠和周围环境的和谐融洽、亲密无间、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美，相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贫困。很明显，三三的人性就比翠翠要富裕。

翠翠在爱情中的表现向来被视为人性美的表现。而在我看来那同样是人性贫困的表现，贫困就贫困在她始终等着而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她和傩送二人，一个勤快、热情、大方，一个聪明、纯朴、善良；一个健壮如小牛，一个温顺似羔羊；一个有情，一个有意，自始至终都没有虚假、没有做作、没有动摇、没有情感的分流与更移。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动用千百年相沿的习俗赋予的权威粗暴地干涉，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虽然渡船的附近就有虎视眈眈的碾坊，虽然有许多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议论以及其他种种外在的客观因素，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本该开放的爱情蓓蕾过早凋零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