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异乡的神碉――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关键词】 基督教/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异质性/索隐法

一、关于诠释基督精神的方式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基督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足轻重①。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开始，到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周作人、许地山、冰心、穆旦等等，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现代作家简直不胜枚举。人们不禁要追问：基督教文化这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强势文化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哪些异质性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又从何种层面上丰富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审美内涵？但遗憾的是，当前研究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的这个基础性问题，回应始终含混。本文认为，研究界在这根本问题上的暧昧情况与研究界流行的“索隐法”、“护教解经法”这两种研究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索隐法”乃是当前中国最常见的一种关于基督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们竭力从作家的个人经历、文本中寻找一切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线索，并往往放大这些线索对创作者的影响力。他们一般不重视这些线索具体的内容与历史背景而乐于通过索隐的方式来证明这些线索总是隐秘地见证了作家基督徒式的感情。不可否认，“索隐法”对于考较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源流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但过分执着于寻找文学创作中宗教影响的痕迹，却常导致研究者过度阐释甚至是完全地曲解文本，也就无法对基督教在现代文学的影响力做出令人信服的估量。
马佳关于鲁迅《复仇（二）》的解读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虽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等含蓄的表达手法，但鲁迅借用耶稣被钉十字架故事来怒斥现实的黑暗、诉说先行者内心悲凉的题旨还是比较明确的。但马佳为了证明基督教文化对这位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的影响力，却把它完全当成鲁迅表达其基督精神的一个文本。像“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②之类表述，鲁迅明明是针对现实黑暗而言的，马佳却认为，这是鲁迅对于基督被钉十字架事件的一个强烈的精神回应：“被钉死的基督是孤独的人之精神，是人类的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钉死的是他们未来的前途与希望。”③不仅如此，马佳还进而发挥道：“然而死后的耶稣会复活，会复仇，会悲悯人类的前途。复活的基督将是真的猛士：‘他屹立着……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我们通过《复仇》（二）中死去的基督以及日后的复活，重振雄风的过程，依稀可以看见鲁迅的身影和精魂。”④按照马佳的引述，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鲁迅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某些核心的价值立场上也是非常同情于基督教的，并且他非常擅长于利用某些包含基督精神的意象来表达情思。但令人遗憾的是，马佳的这种论证是相当不规范的，是很难成立的。《复仇（二）》不但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篇文章（包括鲁迅所有的文章）也没涉及什么耶稣的复活问题。马佳所引“他屹立着”并大大加以发挥的这段文字，则出自鲁迅另一篇文章《淡淡的血痕中》，与基督教感情也毫无关系。
虽然马佳式的读解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当前不少论说在谈论基督教文化对作家影响时实际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索隐法”的思路。许多优秀的持人文立场的研究者为强调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价值，有时也有一些“索隐法”的议论。
“护教解经法”则是另一种很有市场的研究模式。它强调文学创作最终的价值取决于其表现的基督教意识的深刻程度。据此，它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作家中感悟到基督救恩崇高的已经很少，将之作为表现主题的就更少了，因此中国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这种完全从基督教立场来判断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思维方式，很像是习用了基督教史上那些护教论者的思想方法，因此称之为“护教解经法”。
刘小枫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其《拯救与逍遥》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虽然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剖析人类灵魂的大师，但鲁迅因为缺乏基督信仰，他的作品最终便只剩下了“阴毒”、“阴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因为涉及了基督信仰问题的思考而总是散发出一种救赎的热力⑤。虽然，除了刘小枫，很少研究者彻底地以“护教解经法”的理路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影响问题，但这种研究方法在研究界仍有着深刻的影响。显然，根据“护教解经法”的价值理路，人们很难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影响作用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因为在这种思想方法中，核心问题是宗教问题，而所有与宗教相关的问题预先又被设定成一个是不是符合基督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逻辑设定，就容易使得研究偏离正常的人文向度。
因此，如果要真正深入地研讨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价值意义，我们需要摒弃“索隐法”和“护教解经法”这两种习见的研究模式，从艺术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来思考问题。
首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按照当前习见的方式，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不加区分地讨论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尽管许多现代作家的创作都曾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之转化为创作上重要的思想资源的角度、立场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至少体现在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方式上存在着外在借用和内在化用两个不同层面。中国毕竟不是基督教国家，有些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利用，的确是从比较简单的外在修辞策略（比如说主题的创新、题材的新鲜、表述的趣味性）的角度来考量的。这和西方作家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如果不承认某些作家可能只是外在地简单借用某些基督教的词汇或典故，而是执意要从这些简单借用中论证他们与基督文化内在的亲和性，就容易落入“索隐法”的窠臼。
另外，在研究那些从内在尺度的方面来融会基督精神的作家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融会是有多种形态的。像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展现的那种思维模式，混淆信仰的不同类型，把神的信仰当作对基督教的神的信仰，把艺术创造中的包含基督教元素的宗教性思考完全等同于基督教式的神学思考，恐怕是过于简单了。
二、神坛外部的写作
虽然有不少现代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冲击性影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种崭新的异质性的外来思想资源的利用，却基本停留在外部的层面上。就是说，这些作家无意将基督教式的思想感情化入自己整体性的艺术构造系统中，他们大多只是为题材的需要或某种修辞策略的需要，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内容。作家们的这种“无意”绝不是一种刻意的漠视而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基督教那种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思想情感基本上没有进入作家的视界。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外在层面的利用，大致可以分为俗世的批判和修辞借用两种类型。
所谓俗世的批判，就是指作家站在俗世的立场，对有关基督教文化的各种现象展开批判。就俗世批判这种创作类型来说，它倒并不一定是外在于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完全可以站在俗世的立场深入至基督教价值的核心来批判它对于人的现实生存的虚妄性，或者又可以借此考察神性与人性的背离等等，像《十日谈》、《巨人传》以及易卜生的许多作品都是这种“俗世批判”的标志性作品。但中国作家的俗世批判一般都不包含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照与反思，他们往往只是站在一个世俗的中国人的立场，对基督教各种?格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现象、对于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进行揭露性的描写。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俗世批判的一个基本特征。
巴金的《田惠世》（《火》第三部）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巴金的本意，“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非宗教者的思想与情感与交流。”但巴金自承：“可是我不曾写出来，或者可以说是写得不好。”⑥事实的确如此。巴金在描写田惠世这位虔诚教徒在抗战时期的悲惨遭遇时，始终没有把笔墨探入这位虔诚者的心灵深处来描写他的生与死、爱与恨的体验，他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记录这位信者的各种不幸：他历经事业、生活的各种磨难，爱子还死于日寇的轰炸。在这种叙述中，原本宗教性的生死、爱恨主题让位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俗世立场：我们可以非常尊重田惠世的人格，但站在战时的中国人的立场，却不能不认为他的信仰在现实中是软弱与无稽的；中国人得救的希望，不在田惠世信仰的那个天国，而在“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⑦。巴金很清楚自己与基督教价值的疏离性，他说：“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⑧
沈从文的《建设》、《绅士的太太》、《蜜柑》、《平凡的故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以及胡也频的《圣徒》等等，大体也可以归入俗世批判类。
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俗世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意识形态属性。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史与殖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列强发动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中，许多传教士曾经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伤害，当他们在作品中涉及中国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的问题时，这种伤痛记忆就转化成为了一种内在的抵制情结。他们自然地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将基督教定性为一个文化侵略者的角色。萧干在《皈依》中怒斥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咱们祖上没缺德，你敢莫非信那二毛子！”⑨可谓是自觉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抗拒基督教文化的最强音。田汉的《午饭之前》、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郭沫若的《双簧》等都表现了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沈从文的《建设》其实也包含了相似的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从外部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利用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型便是基于修辞策略的借用。这种“修辞策略的借用”是指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基督教文化特有的精神资源来表现某种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指归。既然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特有精神资源与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旨归，当然不能说是他对于基督教文化毫无内在的体认，但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借用相对于其整体的艺术构造来说，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就是说，作家不是从某一饱含基督教文化特质的精神资源中洞觉到了艺术问题，而是在表现某一艺术思想过程中意识到某些基督教文化的资源能够增进表达的效果因而在修辞层面上调动了这些资源，有时他们只是在表面装饰性的层面上来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取得某种奇观化的效果（毕竟对20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的中国读者来说，基督教文化是陌生和异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