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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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在中国学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总是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联系在一起的。而本文作者通过对于詹姆逊著作的阅读，谈的则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本文认为尽管詹姆逊的学术研究跨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一直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文学批评在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希望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能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有所指鉴。

“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多部代表性的著作在中国学界甚至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诸如此类的称谓，连同他的数目众多的书籍，使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代名词。在这里，我无意去全面系统地罗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全部，只想从一个侧面――文学批评的层面谈一谈我对詹姆逊著作阅读的感受，谈一谈我名目中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不讳言自己的文学研究出身，他的大学法国文学专业背景决定了他最初的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向。从60年代初的《萨特：一种分格的始源》（1961年），到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和《语言的牢笼》（1972年），詹姆逊都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立场。如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副题就是“20世纪文学辨证理论”，在“序言”中他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这本书涉及到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布洛赫、卢卡契、萨特等法德语系带有思辩哲学意味的理论家，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哲学思想，而是他们由哲学思想引发的辨证文学观，所以他告戒自己的读者“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他的首章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剖析，但此之后他就赶紧做出声明：“在匆匆对索绪尔的理论做了一个概述之后，我们就要和正式的语言学告别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研究这一理论在其他知识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在上述两本书的正文部分，詹姆逊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为文学批评家的睿智和深厚功力：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宏观审视的批评视野，又辅以批评对象审慎的细致的微观分析。这样的范例很多。比如他在《语言的牢笼》中对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原则的分析。他指出“陌生化”作为一个纯形式概念有三个明显的长处：1 “陌生化”起到了把文学与任何其他的语言使用形式区别开来的作用；2 “陌生化”使文学作品内部得以建立一种等级；3 “陌生化”揭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它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持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限延伸的观念，而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的突变，既与过去的一系列短裂，其中每一种新的文学现实都被看成是与上一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准则的决裂。但同时也指出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原则：“什克洛夫斯基把文学变化当成一种一成不变的机制，认为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始终如一，……最终将历时性变成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破坏了对形式变迁的任何真正的历史意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推出了确立其在文学批评界重要地位的著名论着《政治无意识》（1981年）。如果说詹姆逊以前的文学批评论着给人的是多少带有的正统专业意味的印象的话，或者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小心翼翼、学养丰富的文学批评史专家的话，那么，随着《政治无意识》的出版问世，詹姆逊大胆提出了具有詹氏烙印的文学批评观。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詹姆逊指出在文化领域存在两种研究：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种是对文化文本进行阐释性研究。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和利用文本，具体地说就是把文本视作政治性的寓言，而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揭示隐藏在文化文本背后的政治影象。詹姆逊坦言不管好坏，自己都坚定地选择第2条道路，并充满自信地为自己的研究思路辩护：“本书将论证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詹姆逊点出他所反对的第1种研究是以美英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但我个人依然认为，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反对的第1种研究实际上也应包括他先前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中对文学作品“形式”的细致分析（因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这样表述：“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能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尽管詹姆逊本人在《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主张，但《政治无意识》的主体部分借助的依然是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文本的阐释。《政治无意识》并未脱离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过“文化研究”的提出，已经表明詹姆逊不甘囿于文学文本的藩篱将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的企图，所以《政治无意识》既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同时也预示了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