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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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后文化是个体文化

文革后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以个体为本位的一种自体中心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文革后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对于这一问题现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1960、７０年代出过毛泽东语录、鲁迅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

文革后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是一种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的文化，它否定了“上帝”这个绝对尺度，否定超级主体的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超级主体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并不因为他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和文革后文化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五四文化。五四人呼唤的新文化拿周作人的一句话来讲叫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化，五四时期的刊物比如《新青年》、《新潮》等等都强调“个性”、“个人”，对“个体”、“个人”、“个性”张扬是五四文化的奠基石他是对中国传统的群体文化的反动，对个体文化的呼唤。但是这种文化转型并没有最后完成。而是在其后的民族危机面前偃旗息鼓了。由此我们来看文革后文化，这种转型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显得成功得多，20世纪90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电视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再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政治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调侃的边缘性角色；《我爱我家》中最有戏的是青年人，“爷爷”成了反讽性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和传统小说中所反映的群体文化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文革后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以家族、群体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初级范畴。

群体本位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文革后个体本位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的文化。存在就是身体，个体本位文化重视每个个人的身体性存在，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存，注重每个个体的存在的文化。个体本位文化并不非常看重生活的最终的形而上目的而是看重一种生活方式将存在本身视为目的；其次个体本位文化是一种个人文化，重视个体独立和自由；再次个体本位文化是一种充分开放的文化，不以民族中心观念看待世界，它更愿意从个体的直接的需要用一种更为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心态来对待新的事物，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群体性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人的身心二分法。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用知识给人类划分等级贵贱的可能，超级主体（天上的上帝、地上的圣人、领袖等）就是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超越者地位的。自从人类出现了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法，原始的身心统一的人就消失了，人类的肉体就一直是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为灵魂承担着这样那样的肮脏与罪恶，人类的肉体倒下了，而人类的虚幻的想象的灵魂却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来，被赋予了上帝、道德、良知、正义等等无耻的面孔，而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面孔之后的唯一的真实的隐身人也是唯一的得益人就是──超级主体（上帝、圣人、社会大全）。他们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它要求人“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爱绝对主体：真理、大全、善，而无限地鄙视自己，无限地为自己的原始罪孽寻求它的宽恕和救赎。爱上帝的原则看起来似乎绝对高尚，而实际并不如此，因为上帝存在于天国中，他并不显身于世界，因而爱上帝的原则其实最终就是爱他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地上的圣（知识分子），爱地上的神（领袖）以及虚构的“大全”。在这里人的朴素的身－心二分法通过神秘的神－人二分法转化进而发展为现世主义的圣－俗二分法、“大全”与个人的二分法，并在结果上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绝对等级制度。总之群体文化之下的人是身心割裂所，使以心、理性、灵魂来压抑身、感性、肉体，〖禁欲主义的、非行动的、反身体的、使人的肉体死亡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象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群体醋意文化的鼓吹者、旧时代的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一个灵魂主义的民族怎么不会得此体症呢？〗个体文化的来临为建立一种一种反对身心二分法的以身心一体为基础的新的伦理学〖自体中心的伦理学〗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原始地身心统一的人的复活提供了契机。个体文化时代取消了身心二分法，不信灵、魂、圣、上帝，不相信绝对善，不相信社会大全的人〖不信神的人〗将坚持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靠神（圣、灵、社会大全）的意志，依靠自己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依靠外在的超越主体的威权而建立道德的自体主义。灵、魂、神、上帝只是人的身体的不同名称。人从来就是身体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确立人的身体作为唯一的道德主体〖道德承担者〗的地位。我们的身体性存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因而人的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内。它不是超越于身体的“灵魂”的特权，不是“神”的品格，道德内在于人的身体性存在之中，没有超越于身体之外的善。这方面中国传统语言可以原始地给我们以启发，如毛骨悚然──它原始地表明了“恐惧”──是一种身体反应。“悲伤”只是痛哭或饮泣（身体行为）的形容词，“绝望”只是身体上的慵懒萎顿的形容词。自体中心的善是实践的善因而也只能是身体的〖行动的〗善。坚持只存在身体的善的观点也就否定了非实践的善的存在，也就是否定灵魂的善以及抽象的社会大全的善、康德意义上的理念的善的存在。如果人本善，那就是说人的身体本善，人的身体〖感性、官能〗是一切善的根和源。身体的人也是个体的人。人类的道德实体是个人──身体的作为行为主体以及结果的个人。离开了地狱与天堂的惩戒与诱惑，离开了神意以及社会大全，只剩下个体的人，这时道德的出发点就只能是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感觉的个体的人的道德领受。20世纪90年代，人不再仅仅是受缚于“土地”（农民）和“单位”（工人、干部等等）的群人，还有从中游离出来的经济自由人（个体经济从业者）、文化自由人（个体演员、自由作家等等）等个体的人。社会对个人的观念哪怕是异端观念也有了更大的容忍度，社会对个人的道德上的评价比过去更为宽松了，这就是个体文化的特征。过去我们在群体本位文化中什么都有一个大而全的规范统治着，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词汇，称呼别人要用“同志”，穿衣服必需是中山装等等这些社会都有规定，这是一种泛理性的社会，９０年代这种状况改变了，对于个人幸福的理解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更为自由，追求幸福和财富成为人的“自由”也成了人的“权利”，整个社会由过去的秩序文化向自由文化转移。过去什么都是公有的，连人也是公有的，人被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给一个又一个单位，单位规定了你的一切，个人的自由度是极小的，个人的创造性，个人在“单位”之外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一切都受到一个无形的网的制约。现在个体的人特别是经济自由人、文化自由人出现了，他们不再属于一个又一个单位而是属于自己，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加大了。经济自由人、文化自由人的出现还意味着伦理自由人的诞生，因为道德评价不再可以直接左右他的生存了；当然伦理自由人的出现不是说放纵，而是说过去社会权利是集中在社会结构的高点上（单位），由它来统一你的行为而现在社会把权利交给你个人。

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人们还处于一个共名的时代，这个时期人们用一种统一的人道主义话语来说话，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人的解放的时代命题人们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在那个时期个体的人的选择实际上依然是不充分的。1970年代末期我们的社会面临经济、政治、人伦的大崩溃，为了挽救社会于崩溃之前，我们只有以整体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文化向着个体本位文化过渡而没有达到个体本位文化的地步，因为社会在总体上还必须依靠群体力量，依赖某些特殊的长者地位来统一社会意志，如在政治上依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来主持正义，在文化上依赖老一辈作家唱“归来者之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依然服膺于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存在准则，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一个真正的个体本位文化时期，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本位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文革后是发展型的开放型的，它的标志就是社会心理以创造、以自由、以向外开放为主导性的心态，而这个心态是个体本位文化所独有的，过去我们的群体本位文化以遵守、以继承、以秩序为本位，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群体性的互相制衡互相约制关系之中，人们所想的不是怎样发展自己同时也发展社会，使自己达到一个自由的追求幸福追求财富追求荣誉的境界，而是想如何去适应文化的规范不致遭到非议，如何在制衡性的关系网络之中也去制衡别人以便和别人达成妥协获取利益。

现在一个真正的个体本位文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候人文知识分子、乃至批评家担负了更为严重更为尊严的使命，建构个体文化的重任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