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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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历时性地考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演变的过程，认为2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乡土小说虽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可以缘着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找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共同“结穴”，这种寻觅，对于两岸文化之根的整合，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就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总体格局来看，大陆和台湾在分期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1949年既是一个政治概念的划分，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在两岸发生突变的时期，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抑或政治的简单传声筒，同时作用于两岸的文学创作。直到七八十年代，两岸的文学才逐渐开始面临着根本的转型。因此，我们在总体把握上，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至1949；1949至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末。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它们切割成五个阶段。
无论是胡适的“八不主义”文学主张，还是陈独秀高扬的“文学革命”的大旗，抑或是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无疑都打上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烙印和色彩。换言之，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思想移植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强大的封建统治无可更易的文化现状的，反封建是当时新兴知识阶级不可回避的迫切文化命题。因此，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也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拓者的鲁迅，在其一开始进行白话小说创作时，就将小说主题定位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弘扬人道主义的阈限中。生活在王权意识中的国人魂灵的麻木，异化病态的扭曲性格，以及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都使得鲁迅在一提起那支犀利的笔时就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于是，强烈的启蒙和拯救意识便成为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一贯性主题，它不仅缔造和滋养了五四以降的大陆“为人生”的乡土小说流派，使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鲁迅风”作为一个“被仿模式”，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五四以后台湾乡土小说发端的走向。可以断言，作为五四文学，尤其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流话语，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是站在创作潮头上的。
作为大陆文化的一个支脉，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本土文化尚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化的主流性制约；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土文化的民间文学的世俗性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之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缓前行。当五四新文化的春雷惊醒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之时，张我军们所能进行的文学工作也就是传播、介绍中国大陆文化思潮和文学的走向，至多也只能对大陆的文学进行一些摹仿和移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亦如台湾作家叶石涛所言：“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旧文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注：《台湾文学史纲》，叶石涛着。）也就是说，到了五四时期，作为和中原文化，乃至大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刚刚磨合得比较和谐的台湾文学，就被五四新文化的强劲“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得七零八落。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日本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隐形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强制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台湾本土文化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文学的本土形态。这也是历史发展无庸回避的客观事实。”（注：《台湾文学史》（上卷），刘登翰等主编，第19页。海峡文艺出版1991年版。）这就是台湾文学因着历史和地域的缘由，所形成的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文学题材、风格，乃至于文体的根本内在原因。然而，根深蒂固的汉文化的遗传基因是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其中华色彩的更深的血统原因。因此，五四文化新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是以台湾的现代小说为主体内容而成为发端的，而台湾的现代小说又是以乡土小说为主体内容进入先锋状态的。同样，台湾的乡土小说亦是沿着五四新文化火炬照亮的文化批判道路，跟在先驱者鲁迅的身后，一步一个脚印踩过来的。台湾的现代小说之父赖和之所以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其道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