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批评断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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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中曲折发展的。尽管留下了在世界文艺学领域听不到中国独立理论声音的深深遗憾，但是，看到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目标，即将在新世纪实现。水平所限，本文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出整体描述，只想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出发，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做一点粗浅断想。

　　一、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她以最宽广的胸怀关注人生，她以最可人的材料――语言，编制满蕴着人的审美情愫的话语系统。而以之作为观照、认知和评价对象的文学批评，理应有别于其他学科而独具自身的审美规律。因为“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我们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就是要求批评者重视“文学性”这一根本，以科学的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引导、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为己任，从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力求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客观中肯的、蕴含着人生思考的审美评价。这既是对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大趋势的回应，也是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昭示。法国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曾指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首要特征是对作品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执着的探讨”；另一特征则是“对形式、符号、技巧的热衷”[2]。这种概括尽管未必全面，但确实道出了20世纪文学批评对文学自身的关注这一“文学性”色彩。所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太多磨难和曲折以后，最终走上寻求学理化之路，的确令人欣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一定会更加辉煌。

为了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创造新世纪的辉煌，首先要求文学批评者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从文学发展的现实出发，经过对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借鉴与整合，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这样，他才能以此为依据和指导，“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判断”[1]。文学批评者要营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融入个人的批评实践之中，既依赖自己学养的深厚，更需要建立在个人面对的文学实际和感悟文学的独特才情之上的理论整合与方法选择。说到底，面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审视独具特色的我国古代文论，放眼异彩纷呈的西方批评理论，批评者应当做出符合实际的取舍、融汇和整合，恰当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整个20世纪里，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一直是在“中体西学”和“中学西体”的纠缠中冲撞，在两者关系的困扰中艰难前行。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文学批评走出政治化的沼泽，以自身的独立姿态步入文坛时，由于批评者自身理论的匮乏，面对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于是，大家不由得走上了同一条捷径：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批评理论。

在短短20年内，我们几乎把西方运行了一个世纪的众多批评理论移植了个遍。起初，这些新理论也的确以其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较好地切入文学作品，弥补了过去文学批评的缺失和不足，为文坛带来了新的景象。但是，其执着于新、奇、特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反叛，也导致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这正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不少理论者指责批评“失语”与“玄奥”的重要原因。

为了走出这种困惑和尴尬，摆脱批评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形成自己独立特色的健康纯正的文学批评，一些批评家又主张回到传统，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出发，“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然而，中国传统文论批评产生、发展乃至兴旺的特定文化语境和主要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那种零散的、感悟式的、诗性而非理性的批评话语，显然无法用以阐释当今繁复多样的文学现象。因此，要实现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及“重建”的任务，就必须正视两种现实：一是适应中国现代化改革发展和激扬着人的创造精神的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现状；二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批评在不断借鉴西方文论，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型过程中创造积淀下来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真能正视这些现实，那么，营构批评家应有的理论体系，真正有效的途径是整合，是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基础上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可以用来阐释、批评、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很好地融合起来。

其实，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不少批评个案已证明，批评家自身理论体系的成功建构，还得益于一种宽广胸怀的整合和包融。20世纪初，较早自觉地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先生，就曾因简单借用叔本华、康德观点而面对中国文学实际时显出批评的尴尬。比如，他在《〈红搂梦〉评论》中，就忽视了中国文学的自身特点，简单套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中国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不存在的错误结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简单移植西方文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文学实际的一次教训和警示。此后，他在写《人间词话》时就抛弃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批评话语范式，而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话、词话形式与西方文论的新观念、新方法融汇、整合，营构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如他“摄取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意象’说与艺术‘理念’说，结合传统诗论中的‘意象’、‘形神’、‘兴趣’、‘神韵’、‘自然’，以至笔情墨趣、文趣诸说，加以变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境界’（意境）说”[4]。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五四新文学革命伊始，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放眼西方。批评者大都操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列文论的批评话语，较少有人从中西文论的整合出发去建构自身的批评理论。真正继承王国维的理论营构之法，很好地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加以融汇整合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的，当属钱钟书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现代学人，从文学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通过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参照、交渗、融合，写下了既富有民族特色，又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堪与世界文学批评理论对话的文论名著――《谈艺录》。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钱钟书先生堪称自觉构建自身批评理论、实践学理化批评的典范。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热闹的批评文坛上，能够留给后世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成果，诸如郑元者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蓝华增的《意境论》、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顾祖钊的《艺术至境论》等，都具有共同的特点：用世界的眼光、宽容的心态，做中国的学问，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都体现了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其次，要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还应保持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独立规范，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批评话语具有不同于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品格。文学作为一种个人的、感性的、尊重自由想象的话语形式，它以感觉的整体含纳、多义而陌生的修辞及复杂的美学结构，挣脱了理性秩序的控制。在“中心”和“主题”之外留下了自己的自由空间，在主流话语的“大叙事”之外留下了诗人独语的“边缘叙事”，从而使自己不仅具有抗拒意识形态专制的本能，而且其自身也生就了一种“解构”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独立个性。因此，文学批评就必须尊重自己的对象，保持批评话语的独立规范，不能把自己淹没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提出文学批评应保持自身的独立规范，更重要的还是来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刻教训中生出的对“政治无意识”的担忧，惟恐它在新世纪里再次蹂躏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把以沉痛代价换来的学理化文学批评断送掉。

中国20世纪的文学批评，较多时间里是笼罩在政治批评的氛围中，因为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基于这种理论的误导，再加上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入仕情结”的驱使，常使我们的文学批评者在面对权力与学术、政治与文学的选择时，较多的倾向于前者，从而形成了文学批评者的“政治无意识”。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和运动文学、歌颂化和暴露禁忌、理性化与泯灭自我这样三尢痼疾”[5]，这是很有见地的。产生痼疾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政治模式的文学批评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的批评工作者未能坚持文学批评的学理化独立规范，这正是“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定势使然！

应该说，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们的文学批评获得了一个世纪来从未有过的最自由、最活跃、最学理化的发展。然而，一有时机，政治化的批评马上就能抢到话语权。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90年代初文坛上再次刮起的政治批判之风吧！风之起，还源于“政治无意识”的强力驱使。由此，我不由想到了中国文艺界那位长期奉行“左”的路线，伤害了不少同志，而自己又在“文革”中反遭“左”的路线迫害的领导人物周扬。他复出之后，痛定思痛，对“左”的路线的危害性及顽固性有着痛彻心肺的体认。即使在80年代初，时任中宣部长的领导同志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并对周扬的一些看法提出批评时，他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文艺方面“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直到死，他也未曾动摇，其生命最后十年的价值，最重要的也在于他一直擎着反“左”的大旗[6]。周扬的经历，应当引起我们的深长思考。

当然，我们强调学理化的批评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规范，防止政治化批评的倾向，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可以脱离一定的政治。一定的政治，总是影响着它赖以存在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文学批评及作家、批评家。但文学与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特性要求，形成了自己不依政治演变轨道而行的运作规律。文学关注人，关注人生，政治会在“人”身上和“人生”描写中影响到文学，但必须是化入到“人”的生命和“人生”流程之中了。文学和文学批评并不直接向政治负责，向政治做出承诺，对人的负责，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承担的责任。像高行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政治对文学的一次公开亵渎，必然引起批评界的哗然。所以，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防止政治化倾向。

再者，要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规范，还必须警惕大众传播的炒作，力避批评的传媒化。文学批评的传媒化，就是批评违背了自身的学理化规范，不以探求文学的审美特性及独立的社会功能为己任，而变成了实现其它功利目的的手段和媒介。批评的传媒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商品化倾向与空前活跃的大众传媒交媾的必然产儿，它具有媚俗惑众的广阔市场，对学理化的严肃的文学批评有着巨大的冲击和消解力量。回想20世纪末的批评，我们都能清晰地记得文坛上五花八门的媒体炒作方式：有媒体与批评者的合谋联袂表演，我搭台，你唱戏，意在为我的刊物促销，为我制造的文学“热点”作广告，而不管刊物的质量，不论“热点”的价值；有作家与批评者的合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了正常的朋友之情，一个做了变相的行贿者，一个成了变相的受贿人；有的批评者做起“文化经纪人”，利用便利条件，一门心思对他的服务对象进行包装、策划；有的批评者为了赢得名声，甚至上演子虚乌有的“双簧戏”以制造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这些在金钱直接驱动下的商业化、广告化的文学批评，使一些伪劣作品借媒介的宣传而欺世盗名，不少优秀作品却沉没无闻，寂寞地等待着时间来检验和发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日益渗透和制约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生活面前，在现代传媒手段（尤其是网络系统）快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信息时代，要真正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保持学理化品格规范，就必须防止媒体炒作，警惕批评的传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