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的“三化”困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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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必然会对地域文化进行“简化”“净化”和“局域化”处理，但该处理过程容易使学校德育模式陷入简单化、纯净化和局部化的困境。教师运用“平衡术”可以帮助学生辩证地看待地域文化，促进其道德理性的发展，这也是学校德育走出该困境的必然之路。只要学校正视模式构建中的困难，创造条件提高教师的道德水平和教育能力，就一定能成功地构建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
[关键词]安徽省绩溪中学；学校德育模式；地域文化；道德理性
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有价值的道德理念，深入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髓，对于加强青少年道德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校在利用这些传统文化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为探索基于地域文化的学校德育模式的思路与方法，笔者与安徽省绩溪中学的相关教师于2007年开始进行了持续两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学校在将纷繁复杂的文化德育内涵删繁就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传递给学生的同时，存在着“简化”“净化”和“局域化”的困境。本文拟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的“简化”困境
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是学校的首要职责。社会环境错综复杂且很多不能被学生所理解，简化就是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加以简化和整理，选择能为青少年接受的内容，然后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秩序，让学生逐渐了解复杂事物，达到成长的目的。在构建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的过程中，绩溪中学对地域文化进行简化的首要标准是“名”。“名”意味着成果卓著、名气大、受众面广。而另一个重要标准是“俗”，即来自于学生的日常生活。该校组织的各种主题活动都与学生密切相关，使人愿意参与，活动效果也易得到保证。如在“寻访名人踪迹，感受名人风范”活动中，虽然其主题主要限定于徽州名人，但没有对具体地方、具体方面作强制规定，这就为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兴趣展开调查提供了条件。但这样一来，复杂的徽文化、各具特色的徽州人，就简化成了几位大家知晓的“名人”。
绩溪中学对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简化处理。如：学生在寻访名人的活动中对胡适的“谜”产生困惑，在参观三雕博物馆时发现“文革”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对《二十四孝图》产生道德困惑与情感矛盾。面对这些问题，教师并没有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更没有将此作为难得的教育契机。调查发现，教师之所以没有为学生提供深入把握问题、彻底解决困惑的平台，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每个学生产生的困惑不同，教师刻意关注某类问题可能不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引起其他学生的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升学考试的压力，教师即便有心认真解决学生的每一个困惑，但终因时间和精力的缺乏而不得不将学生心目中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徽文化简化过程都是教师的刻意行为，有些问题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被简单化甚至虚无化处理。出现此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者更看重活动前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活动后的总结工作，他们可能认为组织者的任务就是告知学生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而学生只要按照组织者的规范去做就一定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在活动过程中，除参观三雕博物馆和赴徽商之源考察古徽州文化是由教师陪同参与考察外，其余活动基本上都是采取“政教处制定活动计划―班主任动员宣传―学生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评奖”这种模式。教师重计划轻过程、忽视结果评价的方式，使实践活动中不少复杂问题被简单化处理。试想，如果学生在进行独立调查时，学生与教师有着非常畅通的反馈交流机制，他们就可以对实践中遇到的复杂问题进行沟通。如果政教处不只是简单地以评奖作为唯一评价方式，而是组织一些主题班会、辩论会等活动，让学生自己来总结，或许学生就能抓住契机对自己实践中的困惑展开讨论，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问题被简化的现象。
二、地域性学校德育模式的“净化”困境
学校的另一职责在于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尽可能排除现存环境中无价值的特征，以免影响儿童的心理习惯。地方文化有很多优秀闪光的方面，但也有诸如贞节牌坊等戕害女性的阴暗面。绩溪中学组织的几次社会实践活动都将着眼点放在地方文化的辉煌璀璨上，尽可能地避免触及大众心目中的糟粕。从活动的主题设计来看，寻访名人、参观徽文化的杰出代表一三雕博物馆、调查徽文化的淳朴结晶――徽州民风民俗以及赴徽商之源探访古徽州文化等，都明确地引导学生将目光聚焦于徽州“光辉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活动组织者希望学生能在“寻访名人踪迹，领略名人风范”的活动中学习名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基本上没有让学生批判继承名人精神品质的想法。如，在动员学生探访民风民俗时，教师都希望学生对那些健康、积极的民风民俗产生兴趣，而不希望他们将注意力放在野蛮、封建和落后的民风民俗上。
教师之所以不愿意让学生看到恶，首要原因是教师的净化行为受到了传统压力的影响。“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篷生麻中，不扶自直；自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些故事和名言除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外，也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要用好环境、好内容来教育学生的心理定势。其次，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也使教师举步维艰。很多人不承认恶的教育意义，担心孩子会被这些事物习染坏，尽量避免孩子接触它们。绩溪县家长群体的平均素质相对要低于高中教师群体，所以即使有教师主张反面、消极的事物同样具有教育价值，他们也不敢贸然让学生去接近和探索。再次，对学生理性能力的担心也使教师决意采取净化行为。调查发现，尽管教师认为60％左右的学生在道德判断能力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毕竟还有30％多的学生在道德判断能力方面不够健全。最后还有一个不便言明但又的确存在的原因是，谁都愿意自己个人或所属群体的光彩被更多的人所熟识，曾经的辉煌能够被发扬光大，而不愿别人瞅见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伤疤。这也属于人之常情，教师们也不能免俗。
但是“净化”的意图和做法不仅难以达到预设的目的，还违背了道德教育的初衷。首先，任何事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复合存在。这种复合可能是功能复合，也可能是不同时代、地区中道德价值的叠加。既然是复合存在，那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善，或单一的恶。其次，恶并不能被人随意掩盖。这不仅因为有时候好奇心更容易对“坏事”产生兴趣，导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还因为人的道德理性既包含对善的体悟，也有对恶的辨别，任何掩盖都是对理性的一种蒙蔽。何况，恶或不道德的事情也能够激发我们的道德良知，对我们道德敏感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生的道德理性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与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与说谎的斗争中，我们的诚实品质得到了发展；在与伤害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爱心与尊重品质得到了发展……我们的每一道德概念与信念，都包含着对相反动机的抑制与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