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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执政党和苏联模式之辨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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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二战后,东欧各国被迫放弃人民民主政治模式,而接受苏联模式。东欧执政党的失败不完全是苏联模式造成的,苏联模式的崩溃也不是社会主义命运的终结。对苏联模式的不同态度和取向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应当冷静、客观、全面而公正地认识、思考苏联模式问题。

  [关键词] 苏联模式;东欧执政党;社会主义前景

  苏联东欧剧变已十几年,关心苏东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原因和未来社会主义命运的学者,越来越冷静地思考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问题。应该承认,大家在分析和探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历史教训时,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本文将重点就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东欧各国被迫放弃人民民主政治模式,而盲目接受苏联模式
  
  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不仅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且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东欧革命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革命道路的继续,但在许多方面又有别于十月革命,所以东欧革命不是重复十月革命的历史现象,它没有经过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随着德、意法西斯的溃灭,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也不复存在。这样,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的共产党人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武装的、和平的或二者兼有的方式完成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
  由于二战前东欧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加上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所以原属西欧文明圈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政治体制,而位于东南欧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则要困难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东欧各国在苏联帮助下获得解放和新生。摆在面前的新课题是如何在饱经战争浩劫、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早在二战后期,东欧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哥穆尔卡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进而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而在东欧各国普遍推广。1944―1947年,东欧各国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
  可以说,人民民主制度是东欧人民的选择,符合东欧国家的实际情况。战后东欧国家处在东西方大国的夹缝中,还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国内条件。就国际条件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是战败国,境内有英美苏等同盟国的管制委员会,西方推行“遏制政策”,不允许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同时,苏联也不愿破坏雅尔塔体系和违背同英国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诺言,而得罪西方盟友;从国内条件看,还存在多党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民主改革刚刚起步,人们的心理准备也难以接受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战后初期,东欧国家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条件,并没有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是选择了人民民主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形式。也就是说,确定以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即先搞新式的民主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政权形式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允许反对派政党存在,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人民民主国家没有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的经验。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又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经验。
  战后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我国称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实现中国式的新式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将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东欧国家从一开始就同苏联产生了矛盾。从东欧国家方面看,由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与苏联不同,需要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而从苏联方面看,则强调同一类型国家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因此,东欧社会主义自始至终是在“民族道路”和“苏联模式”的选择与磨擦中前进的。
  然而,正当东欧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斯大林改变战后初期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态度,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惟一正确的和万能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1947年“冷战”开始后,在斯大林的胁迫下,东欧各党对坚持独立自主道路的南斯拉夫进行围攻,苏南关系恶化,“铁托分子”的帽子满天飞,东欧国家制造了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党内造成的内耗和损失长期难以愈合。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慢慢泯没。
  1947年以后,东欧国家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苏联政治制度模式。东欧政治制度模式的变化首先受到东西方冷战的影响。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遏制政策的形势下,在东欧各国强化共产党执政地位,有利于巩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应对西方的挑战。同时,东欧国家接受苏联政治制度模式也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在当时党派林立、政局不稳的形势下,确立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政治模式,有利于排除党派纷争的干扰和政治稳定,有利于恢复战争创伤、促进国家发展。因此,在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初创时期,接受苏联政治模式,有符合历史客观需求的一面。在那个时代要搞社会主义,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如果在那个时代继续坚持人民民主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反苏反斯大林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可悲的是,东欧国家在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不仅吸取了苏联30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而且也重犯了它的错误。东欧国家开始强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特别是消灭党内外反对派。
  战后初期,苏联从道义上和经济上给予东欧各国巨大的支持。苏联的存在,对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共叫嚣和扩张,对保障东欧各国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僵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又给东欧各国尔后40多年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照搬苏联政治模式背离了东欧各国的实际,扭曲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声誉,致使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危机频发,乃至最后走向剧变。
  
  二、东欧执政党的失败不完全是苏联模式造成的
  
  东欧执政党既是苏联模式的忠实执行者,又是这个模式的无辜殉难者。大家还清楚地记得,在华约、经互会没有解散的时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各党的情况都不例外。每一届政治局委员选谁,各部部长是谁,每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是谁,都要莫斯科批准才行。各党只能制定计划和纲领,但是批准权在莫斯科。东欧各国领导人出访也要向莫斯科先请示,后汇报。
  社会主义发展有多种模式,各国各党情况不同,各党的执政方式也会不同。东欧各国共产党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20―30年代,它们大都被各国当局宣布为非法,没有参加选举和执政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对法西斯占领和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从此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战后,共产党领导东欧国家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在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执政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丧失了执政地位,被多党议会民主制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解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惨痛的教训。
  目前,国内外在解释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时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欧执政党的垮台是共产党本身固有的缺点造成的,似乎共产党掌权先天不足;第二种观点强调,东欧执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失败是照抄苏联模式的结果;第三种观点称东欧执政党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外反对派的崛起和党内反对派的兴风作浪。上述观点都各有各的道理,都不失为理由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东欧执政党迅速解散和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就会看到东欧执政党失败有诸多复杂的因素。这里,我们仅围绕执政党的问题着重阐明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东欧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这是事实。东欧执政党同国家融合为一,议行合一,以党代政,这既导致了国家政权的严重变形,也导致了执政党自身的蜕化变质。这一切无疑是受到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执政的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独揽大权,置议会、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而不顾,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领袖个人的言论和党的决议凌驾于法律,甚至宪法之上。人民和社会饱尝了国家政权机构之间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的苦头。在东欧,几乎每隔12年就要发生一次较大的社会动荡:从1944年苏军进入东欧到1956年波匈事件,再从1968年捷克事件到1980年的团结工会,再到1990―1992年苏东剧变,这种周期性政治风波就说明了上述体制的危害和弊病。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对东欧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第二,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变成了个人的权力工具,未能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民主和自由。在社会主义理论中,过分强调了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实践中受到压制。人的社会权和公民权遭到执政党的严密控制,甚至非法剥夺。这种体制必然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党政机关长期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把民选代表机构搁置一旁,而垄断国家事务。这一方面使党政机关膨胀起来,机构臃肿,剥夺了基层的职权,另一方面使政权机关脱离人民群众,削弱和压制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第三,其实,东欧执政党失败并非历史的必然,也并不意味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更不是因为它们运用了苏联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及时对执政方式进行大胆改革,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例如,在党内民主、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法制建设以及运行机制方面,没有适应时代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没有及时解决党内外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合理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影响了党群关系,导致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一切正好被反对派组织所利用。
  第四,苏东执政党下台也并不意味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后结束。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并沉重打击了欧洲左派政党,但经过这场洗礼,东欧左翼政党仍然以新的面貌存在,它们上台单独执政或同其他政党共同参政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党如果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赢得人民的支持,仍将是有执政前景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