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民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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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办公室，楼下是临街的，一条马路被分成了三部分，靠近我们办公楼这边，是闹中取静的一条人行路。花树掩映，常有一些老人清晨或傍晚在路上散步，或三五成群，提了鸟笼，谈笑风生；或老夫老妻，相依相伴；或独自一人，拄了手杖，慢慢踱去。

　　他们中的很多人，手中常常举着一支香烟，似吸非吸的，烟雾在他们的脸旁淡淡地绕着、飘着，仿佛一幅长长的画卷，慢慢地展开来，诉说着人世无尽的沧桑。

　　无事的时候，我会趴在窗台上看他们，每一张香烟下的面孔，都使我感悟颇深。一花一世界，茫茫尘世，每个人都有难以道尽道祥的故事，切切不可轻视每一张面孔，你知道他们前生有哪些风云际会啊？

　　我认识几个老烟民，他（她）们就象一颗颗珍珠，串起了历史的记忆，使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深远，很悠长。

　　（一）罗太太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同院有位罗太太，我父母都是这样叫她。

　　罗太太高高的个子，浓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象含着水一样，湿润悠深，一点也不象那个年龄，身上的旧衣总是干净整洁。她平时靠给火柴厂糊火柴盒为生，家里总是充满了浆糊的味道，却一点也不乱。两儿两女，个个美丽如花。

　　我那时才六七岁，又处在文革中，不知道什么叫漂亮或与众不同，只是觉得罗太太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最特别的是，我常常看见她抽烟，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地吸一支烟，手指轻轻地翘着，眼睛里含的水似乎更多了。烟雾绕着她慢慢地飞，她人在烟雾中，是那样的蒙胧，那样的让人看不清。那时我小小的心里，什么也不懂，只是觉得她那个样子很好看，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洗的发白打了补丁的旧衣也掩不住的。

　　我曾经问过妈妈，那个时候，抽烟的女人很少很少，小人书和电影告诉我，只有女特务和女土匪才抽烟。妈妈拍拍我的头：小孩子，别乱问。

　　以后长大了，出门读书，我们家也搬离了那个院子。一次偶尔路过，看到罗太太已经很老了，头发全白了，手里夹着一支烟，目光呆滞地坐在那个老院子门口。青春的女孩，豪华汽车，从她面前不断地闪过，她都视而不见。我走过去，摇着她的手，叫她“罗娘娘”，叫好几声，她才认出了我，很惊喜地拉着我的手，和我唠叨小儿子的不孝，儿媳妇的厉害，天天和她吵……一地鸡毛，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老太太。不久以后，就听说她去世了。

　　妈妈记忆还好，听我说见到罗太太，就絮絮地说起。她娘家本姓汪，济南大户人家的千金，四十年代，当地出名的美人，说亲的挤破门。后来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看中，硬娶了去，虽说大她很多，倒也对她极好，有了她，居然不再出去花了。她性格很豪爽的，打麻将牌风好，输三根条子，脸色毫不改变，佣人送着鸡丝面，三天三夜不下牌桌。她那个军官男人，出门打仗都是带着她。解放军渡江后，男人带着她退到广西，山穷水尽时，扔下她去了台湾，说是飞机坐不下，过后再来接她，这一走就再无音讯。她卖了首饰，在男人军医副官的帮助下，千辛万苦地回到了山东。家早没了，娘家是地主，被镇压了。她夹着自己的包袱，坐在旧家的台阶上，一夜，一地烟头。从此，她离不开了香烟。

　　后来她就嫁了那副官，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人不错，就是爱喝酒，一天三顿不离酒杯，我记事时，他的手就抖的连筷子也拿不住了。男人在中学当了一名校医，成了罗医生，她也就被叫做罗太太了。

　　过往的一切，随着战乱流离，都没有了，仅剩的首饰变成了一日三餐，轻纱的旗袍变成了女儿的小裙，只有手里的烟，一直没有放下。甚至文革来了，都没有运动走她这一爱好。她就这样，闲下来时，在无人的地方，慢慢地点上一支烟，轻轻地翘着兰花指，眼睛里含着水，望着远方，想着谁也不懂的事……

　　（二）张先生

　　张先生本名张少白，是我父亲过去的同事。

　　1957年，我父亲大学毕业，从济南来到这个小城的百年中学，做了一名历史教师。学校分配他住单身宿舍，就这样，认识了这个同屋的张先生。

　　张先生在学校做文员，一笔俊秀端正的小楷，刻蜡纸，印讲义，送报纸，烧开水，文质彬彬的，不象常见的校工，大家尊称他为张先生，并不轻看他。

　　张先生是个极瘦的老头，麻杆儿一样，骨头把多皱的皮撑的老高。嗓子受过伤，发音嘶哑，基本不开口说话。眼睛很深邃，仿佛寒潭，让人不敢对视。唯一的嗜好就是烟，一天好几包，从早到晚点着，除了这点温暖，别的怎么看怎么寒气森森的。

　　父亲很活泼的人，整天面对这样一个活死人，百无聊赖。偶然的一天，父亲看着奶奶的来信，随口哼了一句《定军山》：“这一封啊书信来的巧，助我黄忠成功劳”。张先生突然嘶哑地开了口：“你也会戏？”就这样，父亲走进了他的生活。

　　张先生并不老，四十年代济南梨园的头牌，文武老生，唱念作打俱佳，还是有名的“戏篓子”。直到今天，那出《文昭关》，一直和张先生一起回响在父亲的脑海里：“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波浪中失柁的舟船啊……”

　　那一年，当地一个豪强给老娘做寿，叫了戏班子家里唱堂会。《麻姑献寿》一唱完，老太太嫌闹得慌，回去歇着了。新来的六姨太撒娇，临时加了一出《小宴》，唱小生的害坐疮告了假，张先生客串小生救场，临时扮吕布。锣鼓一响，挑帘一出，还没张嘴，台下就惊呆了一个人。失宠的五姨太正落寞难耐，看着剑眉朗目的张先生，觉得自己的心都不会跳了。念过书的五姨太，深知做姨太太的下场：戴着黄金的枷锁，关在金丝的笼里，慢慢地看着自己的容颜象水一样流走。张先生的出现，让她看到了阳光。这位敢想敢为的小女人，在堂会后的第七天，就把张先生约进了得月楼的茶室。

　　大半年后，豪强开始觉得不对劲，从不信神的五姨太三天两头出城进香，一去就是一天。把五房的丫头们拖到六月的日头底下，跪在碎磁瓦上饿了一天，老头子就带着人直奔城南的一间小屋，把你欢我爱的两个人从被窝里揪出来时，五姨太的肚子已经是微微出怀了。

　　老头子是见过世面的人，只是当着张先生的面，给五姨太灌下了打胎药，拖出去带走了。回过头来，叫人用门杠压断了张先生的右腿，药哑了他的嗓子，扔在城门外的野地里扬长而去。

　　过路的英国牧师约翰，从城外把半死不活的张先生拉回了教堂。在上帝的爱护下，张先生捡回了一条命，可是文武老生再也不能文武了。五姨太下落不明，豪强在战乱的阴云下携家去了东南亚，也没有再来为难这个小戏子。张先生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能走路的第一天，就一头扎进了大烟馆。

　　解放军攻下济南城的时候，张先生已经睡了半年的马路了，穷得连大烟味也闻不起了。政府按城市流浪贫民收容了他。他离开省城来到这里，想在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了此残生。大烟是没了，改抽烟卷代替，熏得焦黄的手指和牙齿，哪里还有当年伍员和吕布的半点风采。

　　1964年初，父亲结婚离开了张先生的小屋，第二年正月有了我姐姐。张先生爱极了这个粉妆玉琢的小姑娘，天天抱着她追蝴蝶，嘶哑地唱着《小放牛》，精神了许多。可还是烟不离手，七个月大的姐姐已经会叫爷爷了，老想伸手去抓那个红红的烟头。

　　再一年文革来了，不知谁贴了张先生的大字报，说他和反动豪绅有牵连。七夕那天，张先生死在了自己的小屋里，很平静，干瘦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父亲去帮忙搬遗体。张先生的床前照例一地烟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月牙形玉坠，玉坠的银托上镂着两个小字“冰月”。

　　张先生终于能在七夕这一天，平静地去赴他的百年之约了。

　　“冰月”，是那个五姨太的闺名。

　　（三）颜格格

　　颜格格是我姥姥的房东，一个满族的老姑娘，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这么叫她。

　　小时候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那时的颜格格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很少出门，整天缩在北面的正房里。太阳好的时候，偶尔会让我妈帮她把红木太师椅搬到院里的石榴树旁，坐着晒太阳。手里永远是那杆一尺多长的烟袋锅。看着她慢慢地装好一袋烟，深深地吸一口，闭上眼睛，把头仰到椅背上，我就觉得，凡尘的一切就全抛在她的脑后了。

　　姥爷去世后，姥姥带着妈妈和二舅租住在颜格格的西屋里。颜格格很喜欢我妈妈，常常和她说话，教她绣花、结络子，还教她吹箫。她有一支紫竹箫，上面雕着一只凤凰，妈妈跟着她学会了吹一些简单的曲子。月白风清的时候，颜格格会将箫吹的呜咽悠远，远近的邻居听到了，都知道颜格格今天兴致还好。

　　颜格格的本名叫完颜明?。完颜氏是正宗的女真皇族直系后裔，和那个完颜阿骨打是一家，比努尔哈赤在关外统一的那些什么“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纯正的多。满族的姑娘都有选秀女的资格，也就是都有成为王爷福晋或是皇上妃子的机会，所以在家是说一不二的姑奶奶，不缠足，能上街，地位很高。

　　颜格格的祖母是一位贝勒的女儿，按说是不能自己择婿的，西太后老佛爷被外国人挤兑的焦头烂额，没功夫细数家里家外还有几个没嫁的姑娘，这位大胆的格格下嫁了自己心仪的一位年青军官，就是颜格格的祖父。到颜格格的父亲出生，他们完颜家已是四世单传了。

　　雍正皇上在位时，这里是山东的重镇，专门设了八旗兵驻防，在城北建了一座旗城，和小城隔河相对。八旗兵拖家带口，自成一体，基本不和南城打交道。颜格格的祖父来到这里时，大清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孙子出世就和老伴相跟着走了。颜格格的父亲小小年纪就袭了武职，却一天刀把也没摸过。最擅长玩鸟、斗蛐蛐。窗前一溜蛐蛐罐，廊下一排鸟笼子。人家的八哥会说三句话就很绝了，他能把麻雀玩的出人声。冬天把蛐蛐揣怀里，自己吃什么不要紧，蛐蛐的蟹黄绝对不能少。唯一做的正事，就是在四世单传后，给完颜家生了一对龙凤胎，除了儿子明珠外，多了女儿明?。

　　一双儿女眉清目秀，特别是女儿明?，出落的玉人一样，琴棋书画，女工针纺，样样拿得起，都说是仙女佛库伦转世。颜大爷人穷架子不倒，放出话来：三品以下不嫁。连皇上都没了，哪里还去找三品官？

　　满清倒台后，朝庭的“铁杆儿庄稼”没了，颜家父子照旧玩鸟斗蛐蛐，没钱了就卖地，地卖完了卖字画、古董。等到颜格格把银耳挖子都送到当铺换米下锅时，颜大爷正带着儿子趴在地上，仔细地拿着小钳子拔老鼠胡子呢，用竹签夹了好斗蛐蛐。没办法，最后只剩下吃瓦片了，就是出租房子。颜格格一头照顾病妈，一头对付那爷俩，好歹将日子苦撑着。日本人来了，颜家父子还是万事不管。一天出去逮蛐蛐，居然逮到了炮楼底下，日本人可不管你干吗，一梭子机关枪下来，完颜父子就搭伴到那个世界斗蛐蛐去了。消息送回来，颜大奶奶一口气没上来，也撒手西去了。剩下颜格格一个没出阁的姑娘，一天送三个亲人。坟地早被爷俩换了蛐蛐罐了，没办法，只好求人胡乱埋在城西的乱坟岗里。

　　从乱坟岗回来，颜格格就拿起了母亲留下的大烟杆，三十岁的她也断了嫁人的念头，靠着几间房子，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颜格格平静地过世了，把紫箫留给了妈妈，只带走了那杆大烟袋锅。房子由北京来的一个远房侄女处理了，姥姥也带着我搬走了。

　　前些天，我又路过那条小街，拔地而起的高楼，早就把过去的一切都抹平了。晚风吹来，在淡淡的暮色中，我仿佛听到了颜格格呜咽的箫声，看到她举着那杆大烟袋锅，飘然而去……

　　2007-4-2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