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无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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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无终止
万儒
只有学会感受爱，才能懂得去爱。
――题记
小时候老是想为什么那么多喜庆的日子――比如春节、国庆什么的――都要安排在万木萧条的秋冬两季，若是放在春天该是多么令人兴奋，让人在一年之初就能有一个欣喜的开始。人生航船颠簸了几十年，受了几十年的风雨摧残之后，方才知道秋天是多么需要一点亮丽的色彩。
几十年的岁月瞬间即逝，历史沉淀越来越多。拂去记忆中的尘土，一路翻捡，感触颇多。
我们曾经生活得那么幸福。我们是新中国的新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因而我们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呵护。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人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掩盖了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六？；一”儿童节的歌声便唱得心头的阳光永远灿烂。
早在节日的头一天上午，学校就会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裁剪好的旧报纸，让我们中午回家糊成一个大纸口袋，下午交回老师手中。第二天里面就装满了我们的欢乐――满满一大口袋平时绝不可能一次性得到的各种零食。尽管我下面的叙述可能会使现在的孩子们不屑一顾，但它们却包含了那么厚重的关爱，它们温暖了我们的一生。
像我们教科书那么大的大纸口袋里装的是炒瓜子、水果糖，甚至还有……苹果和鸡蛋！在我们刚上学的那几年，口袋总是装得封不上口。可小学临毕业时里面的份量就少了许多。那时“大跃进”已经结束，疯狂过后的人们正经历着上苍的惩罚――自然灾害的侵袭、中苏关系的恶化。我们的祖国真正是内困外扰，没有人不在同饥饿做斗争。尽管人们食不果腹，我们却仍然被爱心包围着。节日的那天早晨，我们穿着盛装，头顶上飘动着各色蝴蝶结，早早就叽叽喳喳地聚集在操场上。时间一到，便分头乘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辆大客车。当我们的车队驶出学校，驶上大街，驶向公园的时候，我们迎着车外同龄人投来的羡慕眼光，越发把头伸向窗外，把歌声唱得更响。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大学的子弟校。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他们的子女也就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份特殊的待遇。正是这种特殊，才令我们在日后到来的打击面前束手无策。而命运也很快就奖励给我们另一种特殊――那是在“文革”中。可我们不可能预见未来，我们只是高兴得心花怒放。感觉真是比过年还好。
升入初中后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国庆节游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国庆节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这也许和我们当时的心情有关。我们和现在的孩子们不一样，我们非常喜欢参加集体活动，而像国庆游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尤其令我们欣喜若狂。
因为集合时间太早，习惯于夜间思考的父亲也不得不早早起床，送我到学校。对此我们都毫无怨言，甚至还很兴奋。现在我也当了教师，深知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有多难。学生们会想尽办法逃避，个别家长也会寻找托辞为孩子们请假。如果哪位家长亲自将孩子送来，我会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无意批评现在的孩子和家长们，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人们对待个人利益的这种态度，于社会来讲究竟算是一种怎样的变化。
学校的教室里、操场上到处都是花束和笑脸。花束的队伍向中心会场逶迤而去，路上又遇到和我们同样的队伍，有力的歌声为尚未开始的庆祝大会拉开了序幕。
地质宫广场是中心会场。我们的位置在孙中山像的下面，离主席台很远。大家不顾老师的呵斥，嘻嘻哈哈地打闹着。根本不知道高音喇叭里喊的是什么。
游行开始了。隔着人的海洋，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撑着同伴的肩膀蹿跳着，又向同伴夸张着自己的所见，于是引起更多的好奇和焦急。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整理好队伍抖擞精神从主席台前经过，然后沿着规定的路线行进。一路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经过一上午的站立和行走，到后来我们终于精疲力竭，口号早已不再响亮，高举的画像也被斜着扛在了肩上。老人家依旧站在我们头顶，坚定的目光望向很远很远的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全然不顾身边的这支队伍已是溃不成军。
拖着已迈不动步子的双腿往家里走，心里还是很快乐。节日的快乐不是容易消失的。家里，妈妈早已做好了丰盛的午餐在等着我和弟弟。这是这一天中的第二个高潮。饭桌上的内容真的很丰富，芹菜炒肉丝是国庆节的保留节目，以至我现在闻到炒芹菜的味道仍然会涌起阵阵心潮。我们围坐在饭桌旁，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上午庆祝大会的录音，抢着公布自己的见闻。父亲怡然地抿着酒，就连母亲的脸上都带着慈祥的微笑。
母亲一生总是不停地在吵闹。她发泄的对象是父亲、外婆和我。对父亲和外婆她的责骂可以说是不堪入耳，而对于我则是咬牙切齿地伸手就打。我二十岁那年从集体户回家，第二天她就当着我同学的面歇斯底里地在我脸上又掐又打。同学们纷纷逃离之后，父亲忍无可忍地质问道，人家还有好几十年的日子，你让她今后怎么过？！她涨红着脸扑向父亲，随着厉声的叱骂手指戳到了父亲的脸上，外婆赶紧端着小板凳躲了出去。平时我很喜欢听外婆讲古，但她每次都要心有余悸地念叨几句，让她听见要挨骂。这个“她”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女儿――她不准外婆随便说话。只有我的父亲保持着理智，他反复地对我说你妈的心还是好的，她还是疼你的。这确是事实。比如我的穿戴就永远要比几个弟弟要好；再比如每次我生病，她都焦虑得什么似的。但对任何一个人来讲，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生活的艰辛相比，前者给人的打击肯定要残酷得多。那时我经常想她对我的生活上的关爱是否就是为了精神上的虐待？这种摧残迫使我不断地想要逃离这个家庭，上山下乡运动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山下乡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反而加重了精神桎梏的份量。只不过地点方式发生了变化。直到后来我有了自己真正的家，在丈夫面前我才能够为所欲为。说真正的家，那是因为结婚以后好长时间我们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我们都经历了强烈的社会动荡。那时候，人和非人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每天不知父亲早上出去晚上能否平安回来；放学时离家越近越害怕，不知家里是否已经遭到劫难。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和地主婆的外婆是我们家的两颗炸弹，而点爆器在别人手中。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何况母亲的思维方式向来就是被潮流所左右。有一次她甚至收拾好行装冲出了家门，准备投身于革命的造**派组织。她实在不能够再和家里的两个革命对象共同生活下去了。那是一天傍晚，我提着她的旅行袋送她到门口的马路上。我记得很清楚，她站在那犹豫了好一会，最终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回来了。
几天前一个下雪的日子，我坐在班车上看着满世界从天而降的霰雪奇怪地说，怎么老也看不见大朵大朵的雪花了呢？司机师傅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他接口说，还是毛主席那时候见过。他是一句玩笑话，但那几年的雪真大呀。
六八年十月份，我们从支农的郊区被招回来，说是要毕业分配。紧接着不到一个月以后，我们这些在校的中学生便被一车一车地拉到偏远的农村。在那一个月中，无论哪个派出所，天天都有中学生排队等着迁户口。商店里那种灰色带红杠的棉毯和羊剪绒帽子供不应求。我记得为了买一顶这样的帽子曾在外面跑了一天。
十一月，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为我们送行。
我说过，我一直想逃离这个家。但绝对不是20年后我们经常在课堂上和论文中探讨的那种所谓的“逆反”心理，而是逃避一种肆虐。我曾问过芳芳，如果咱们要离别，你愿是送行人还是远行人？芳芳毫不迟疑地回答，送行人。我说，我要做远行者。后来，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而我则在乡下呆了6 年。我们以完全不同的境遇度过了我们的青年时代。
因为身体的原因，我错过了和同学们一起下去的机会。班上的 40 多个同学，除了我和已经嫁人并初为人母的阿苏以及被家里像金丝雀一样养着的芳芳以外，在一个下着大雪的晚上，全部都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那天，我和芳芳到火车站去为他们送行。
昏暗的站前广场上，漫天的大雪中到处都是送行的人。就连一些刚刚十五、六岁的孩子也要远离父母去独闯社会。他们将面临怎样一种生活？他们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会料理，又怎么样去应付“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疯狂的社会？母亲们紧紧拉着孩子的手，眼中噙泪却不敢哭。为什么哭？你反对上山下乡吗？你想给孩子胸前的大红花抹黑吗？除非你想用自己的眼泪为孩子设置人生道路上的障碍。
我和芳芳好不容易挤进站台，挤到车窗下，紧紧拉着同学的手不想松开。如果有谁仔细观察一下我和芳芳的眼神就会发现，她的眼中充满了留恋；而我，则满是羡慕。送别更加坚定了我离去的决心。
随着汽笛的一声鸣叫，分别的时刻到了。喧天的锣鼓迅速被淹没在口号声中。“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上山下乡光荣！”口号声掩盖了送别的哭声，但官方刻意制造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无法消除人们的忧虑和痛苦。
看着火车驶出站台消失在黑暗中，我和芳芳相拥着哭了。我突然感到了失落。
芳芳说X在和她握手的时候暗中用了几下力。我试着想了一下，他在拉住我的手时好像也是那么用劲地握了几下。我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一边。
几天后我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在我们的教室里，在我的座位上坐了很久很久。眼前这个空荡荡的教室、空荡荡的学校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变故！
前些时候我和高中时的一位男同学一起出去办事，在经过学校的时候，他忽然在驾驶着摩托时扭头对我说，一楼右边第二个窗户就是咱们教室。我感慨于一个心胸粗犷的男人竟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从那个教室里迈出的最后一步，对我们的一生来讲是承上启下的一步。命运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将我们推到了深不可测的黑洞洞的大海里。从那以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过任何一间教室――当然，为孩子参加家长会除外。
老人家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些人很快就掌握了游泳的精良技艺。在我还没有摸清水的深浅时，他们就已对身边的各种关系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我的懦弱性格注定了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好在风浪没有吞没我，而是把我抛到了嶙峋的乱石当中。
那天独坐在教室中，我实在是承受不了眼前的这种沧桑巨变，黯然伤神地离开了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没有碰到一个和我同样身份的人，随着他们的离开，这座城市仅在几天内就空旷了不少。
到了家门口却又不想进去，转身去了小敏那儿。小敏比我高一届，我们是住在同一家属院的伙伴，她的父亲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小敏是个数学迷。在大家都惶惶地不知所去的时候，她仍不断地把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不知又从哪里搜集来的题目给我看，一会儿便忘记了我的存在，自顾坐在用作书桌的那个小箱子旁痴迷地沉浸在演算过程中。其实我在学习上并不是一个刻苦的人，平时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小说上，能够在班上保持中上水平，全仗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我坐在那里，一点儿都不关心她的数学题，而是对她的这个小屋充满了难以克制的羡慕，而且这种心情随着到那里去的次数越多越强烈。那是一间真正可以称得上“小”屋的屋子。按设计者的原意小屋本应是仓库。它只有四五平方米，且是利用楼梯下的一点空间隔出来的，进门后甚至都不能直腰，但在我眼里却无疑是天堂。“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鲁迅的这句话是我们当时用以批判别人的武器，而私下里却非常渴望自己也能有一个可以躲进去的地方，就像蜗牛一样。简直是虚伪至极！
来开门的是小敏的母亲，她惊讶地问我，你怎么没走？！我这才知道她也走了，竟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地址就走了，从这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走了，大家都走了。我还能呆得下去吗？对门的阿萍，从小寄宿在她的外婆家，很快就要回到四川她父母那里；前楼的飞飞情况和阿萍一样，而她的父母在兰州，不日也即将动身。班上同学走了以后，我终日和她们在一起，现在她们也要走了，仅仅几天的时间，大家都要各奔东西了，而我这个最想离家的人却还在到处游荡。
再说就算我难舍家人，这座城市也已容忍不下我们这些高三届和初三届的学生了。留在城里又没有进工厂的这些人，在别人的眼里无异于城市盲流，不是遭受他人的白眼，就是被直接诘问，直让你的自尊无处躲藏。芳芳的父母和其他许多人的父母一样，被街道（有些人是被单位）弄去办学习班。用那种每次政治运动都要用到的谈心交心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有效的思想教育手段，许多人就在这种触及灵魂的教育方式面前举手投降，乖乖地把子女交了出去。
几十年后，我曾跟一个晚辈说我们没有过青春，只有过十八岁。他认为我简直就是表述不当，当即严肃指出，十八岁就是青春。是的，他说得没错，十八岁就是青春期，一个花一样的年龄段。但青春不仅仅指年龄，它更应该是欢乐和追求，它的头上会笼罩着许许多多爱的光环。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对命运和前途的茫然，继而是被异化了的，畸形的追求。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学会了运用政治的诱骗和利用手段，成了我们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我的家长没有经过学习班的教育，因而在对待子女下乡这件事上，他们还十分地不开化，甚至连母亲也没有追赶时尚。她坚决反对我下乡，因为我的身体非常柔弱，她说你在家都是这个样子，到了乡下怎么办？
所谓的“头发长见识短”“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胸无城府”……，就是说的我这种人。办事只图当时的快乐，全无长远的考虑和谋划，一脚踩到了烂泥塘里却还在想怎样才能摸到鱼呢？浑然不知危险正虎视眈眈地潜伏在身边。
命运发生转折那天，说来令人见笑――我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连树上聒噪的乌鸦都认为是吉祥鸟。
我投身的这个集体户成员复杂，在这之前我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集体户的组织者是我校高年级的同学，而成员中有许多竟是外校的。除我以外，他们每个人都和其它人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可以说他们都是结伴而行。之所以还没有动身，是因为还没有凑够上面规定的人数。这就给我的自投罗网留下了机会。以正常人的心态想一想，可有几个人能有我这样的胆量，敢于只身与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组成一个家，并且有可能要朝夕相处一辈子？而我却没一点这种意识，反而为人家的“收留”而欢呼雀跃。反倒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忧心忡忡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不走的。我像傻姑娘一样对着他“呵呵”地笑。他看着冥顽不化的我又叮嘱道，不要随便参预别人的是非，少说话，然后摇摇头走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没有被弄进学习班，我家里没有被街道骚扰，完全是老师保护了我――他根本没有按要求把我的名字报上去。
可以肯定，当时他是怎样地恨着这个女徒儿的缺心少肺，不谙世事。随着时日的叠加，我才越来越体会到这份关爱的凝重。可惜老师已远走它乡，且与我们断了联系，否则我会好好地向他表述一下我如今的感激之情。
眼看就要进入十二月份，行李已由比我懂事得多的弟弟用自行车推着送到了学校。
那一天，我满心欢喜地走出家门，乘上火车，和一帮刚刚才结识的伙伴一起，将自己的命运抛向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那一天家里人是否去送行，我是一点也不记得。足以见我是多么自私自利，薄情寡义。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有名的、常年饱受风沙肆虐的盐碱之乡。那里的人们每个劳动日只有八分钱。我们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全队一、二十户人家，几乎没有哪家不在生产队欠帐的。
到的那天，生产队用四匹马的大车把我们从公社接到了队上。一路上，狂风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接一把的沙砾向我们打来。我们都背过身去躲避着，全体都陷入了沉默。只有车老板的吆喝声在与呼啸的狂风抗衡。车轮深深地陷进沙子中，四匹马全都把脖子伸得老长，一步一叩首地向前挣扎着。
集体户的房子在马厩旁边，一共三间，左右两间均有一铺大火炕，各为男女宿舍。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就是在火炕上长大的。火炕上的生活不仅锻炼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适应能力，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与他人周旋的过程中保护自己，进而获取最大的利益。而我却只在下乡劳动时才见识过这一切，那时因好奇而兴奋。现在面对着与自己平日生活相去甚远的环境，心里涌动着的是惶惑与失望。
这里的人们难得见到生人，生活轨道似乎生了锈，今天和昨天，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到来也像是在他们生活的死水里投入了一块石头，搅起一陈波澜后又归于平静。而我们的生活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们成了这里的不受欢迎的居民。一页不过只有巴掌大的户口就使我们难逃这里的一切。
昔日的祖国花朵已沦为狗尾巴草。社会容不下我们，把我们从城市赶向农村是他们最好的策略。
社会每有一次动荡，就会有一大批人做出牺牲。我们在十几岁时便被集体送上了祭坛。而且在几十年后，在我们完全丧失了青春活力，却又要背负着上下两代人沉重的生活包袱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又一次面对了新的无奈，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
一天晚上，有线广播里又一次传来“伟大领袖的声音”。这一次老人家告诉我们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顿时，男生宿舍那边传来一片欢呼，他们敲打着脸盆对惊诧不已的我们说，毛主席说了，咱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一辈子在这儿安家落户！咱们有希望了！大家顾不得去分析他这句话是否合乎逻辑，都欢天喜地地跟随在他们后面，高呼着口号，在村舍中穿行。
城里的学生们仍然在不断地被运往远方。我走后没有几天，大弟也随着他们学校的同学去了吉林省东部的深山老林。他走的头两天我回了家。那天下午，妈妈上班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去送送弟弟。
正当我们要出门时，来了两个我在集体户里的同伴，我忙着拿出妈妈为弟弟饯行做的好饭菜招待她们，根本不去考虑在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半斤肉的年代里，这些东西都是怎样从父母家人的口中一点点省给我们的。尤其不可饶恕的是，我不好意思冷落同学，却冷落了即将远行的弟弟，冷落了在我离家时为我操心为我出力的弟弟。那天，在我伺候同伴吃喝的时候，弟弟独自背着小书包，默默地离开了家到学校去集合。而我竟然没有想到至少应该把他送出家门。同伴走后，我赶到他们学校，闹哄哄的送行场面已经结束，将他们送往火车站的汽车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昔日精英云集的这所省内头家重点中学空旷的操场和静寂的大楼。
那一年他只有16岁。
城市始终不肯向我们张开它的双臂。它不欢迎我们这些像被脏水一样泼出去了的子女。和几个月前不同的是，街头上出现了许多游荡着的年轻人。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耗在家里由父母家人养着。这都是一些心理脆弱而又吃不得苦的人，比如我这样的。而另有一些人，他们目光远大，理智且有足够的毅力，不论命运把他们抛到哪里，他们都不会沉没。我的两个弟弟和我的丈夫都是这样的人，而且我的几个弟弟更是不论到哪里都能脱颖而出。
那段时间，户里每个人的心里都茫然着、失落着。我这个最想离家的人已经往家里跑了好几趟了。每次回去都有征人归乡的感觉。我品尝到了自酿的苦酒。
那时回到城里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余菁家。她是我在集体户里的好朋友。她母亲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大家都喜欢往她家跑，每次去都另外有几个她的同学在那里。我们并排躺在她家的那张大床上，或嘻嘻哈哈，或长吁短叹，从来没见她母亲烦过。有时候，在忙家务的间隙里，余娘会拖着胖胖的身子来到我们的房间门口，探头看看我们，慈祥地扔下一句，你们这些大姑娘可怎么办呢？然后摇摇头又忙她的去了。在她家里我感到特温暖。
家里呆几天，最终还是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去。
69年春节过后，在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和余菁提着土篮去出工。
北方农村的冬天，基本就是农民休生养息的时间。人们懒散地和粪肥打着交道，积肥、倒（三声，倒动之意）粪，粪堆开化后，就开始往地里送肥。
那天下午临上工时妇女队长作了操作规定，各人拾到的粪各自堆放，以便队上验收。我和余菁走出村外，来到一座沙坡上坐下。早春的太阳惬意地抚摸着我们，诱我们道出心里话。
余菁在下乡前曾有一个男友，是她小学同学。如果没有那场文革，从发展趋势看，出身高知家庭的她条件绝对是远远好过那个男孩儿，因为当时她在我大弟上学的那所重点中学读高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一个行情看涨的期货。下乡前两人亲也亲过了，抱也抱过了，一朝分别自是恋恋不舍。更何况这一去，天各一方，谁知有情人能否成眷属！
余菁下乡后不久，男方因了工人家庭的好出身进了工厂，两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真真是世事难料，男方要想解套了。理由嘛自然是母命难违。
余菁神情抑郁地坐在那里，两眼空洞地望向远方。远处的大草甸子上，冰雪消融的地方裸露着杂乱萎黄的枯草，觅食的乌鸦和麻雀啁啾着在其间跳来跳去。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我们的偷赖，因为她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们会远远地躲在这个地方。
在学校时我也有一个来往比较密切的男同学，确切地说是我和芳芳一起与他来往密切，更确切一点说是芳对他要更关注一些。他就是芳说的临别时拉住她的手不放的X.
我到集体户一个月后收到他的第一封来信，他在信上说：“从耿峰那里听说你也下来了，我的心里像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直至今日，我仍然被这封落款日期为“68年最后一天”的信所感动。如今，不论别人对他怎样褒贬，在那几年中，他的信件对懦弱的我来讲，都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两个在这里倾尽了心里的委曲与思念，也开始了患难中的友谊。从此，她成了我在异乡的靠山。
不等到太阳落山，我们就坦然地回到户里。
晚上开会时（那几年天天晚上都要开社员大会）妇女队长问我们把拾到的粪倒在哪里了，她该如何给我们记工分。我们装糊涂说，倒粪堆上了呀。她紧追不舍，哪个粪堆？我们越发做出不解的样子，哪个粪堆都有，见粪堆就倒嘛，怎么了？眼见得妇女队长是想把我们这些早已被社员们恨透了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却又动不动就惹事生非的冤家们的灵魂拿出来暴光。生产队长发话了，咳，咳，那啥，学（读二声）生嘛不知道。后来听说生产队长为我们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在社员中作了很多工作，他最常说的一名话是，学生们的爹妈都不在这儿，怪可怜的。
下乡后的头一个初秋，余菁的好朋友丁小慧到我们户里接走了余菁。她把她转到市郊去了。
城市周边的几个公社不仅条件要比我们这里好得多，最主要的是离家近了。那时，我们和这个城市之间相联系的唯一纽带就是家了。只要一想到那里还有个家，意念中我们就还是这个城市的子女。离家近一步就是离我们魂牵梦绕的这座城市近了一步。但即使这点精神安慰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得到的。当时这座城市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得半推半就――从一开始的动员、命令，到后来把我们大批地、一拨一拨地塞到那些并不欢迎我们的地方，早已把他们折腾累了，何况到后来家家都有下乡子弟，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同病相怜。这种形势下有门路的家庭便纷纷开始为子女活动，想尽办法，哪怕把他们挪近一步。
那天我们三个并排躺在老乡家的炕上，想到我唯一可以倾诉衷肠的人明天即将远我而去，从此我还向哪里寻求帮助？谁还能与我一起度过今后那些无穷无尽的寂寞时光？尤其令我惶恐的是，谁还能携我之手共渡人际关系的茫茫大海？
68年冬到69年底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这些高知家庭受到的打击真叫做接踵而来。先是子女相继离家，随后便是全家被赶出这个他们曾为之效力的地方。这所大学从建校起父亲就为它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它为我们摆出一副冷面孔。好一个翻脸不认人！
随着革命的越来越深入，被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先是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下乡，而早早进厂没有文化的青年却安然无恙；后来，不论是高等院校还是科研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统统被赶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教育，要让他们学会辨别韭菜和麦苗，而那些不仅同样不认识田间的韭菜、麦苗的实体，甚至更不认识书本上这几个字体的人――那些工人和城市游民反而成了教育者和领导者。
文化人的命运被没有文化的人主宰着。
知道了家里要下乡的消息，我和弟弟都赶回家来。
在下乡一年的时间里，我这个最想离家的人已经回了好几趟家了。倒是弟弟从离家之后一次也没回来过。他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有毅力的人。他从小就经常受到老师和父母的赞扬，因而于聪明之上又添了几分傲气，不像二弟那样即聪明又随和。但他们两个都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能呼风唤雨的人。
69年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全家和其它上百户人家一起被迫离开这个父亲用心血浇灌了近二十年的大学校园，这个我居住了近二十年的地方。
除了几套铺盖以外，其它行李都已用草绳捆好堆放在屋子中间，等待着一会来车把它们运走，每件行李上都吊着一块布条，上面写着那个大家都不愿正视的陌生地名。
临行那天早晨，母亲一边不住地埋怨和大声叱责，一边手忙脚乱地和父亲一起收拾最后的几件行李。外婆坐在撤走了被盖的空床铺边上，不出一声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只顾着自己心中的悲伤，根本就没有去想外婆和小弟这一老一少的早餐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邻居李阿姨来了。母亲和她平时不大来往，她是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的。她一大早就为我们煮好了送行的稀饭。母亲极力地推辞，但却不过李阿姨的盛情，于是我们几个孩子被允许和外婆一起过去吃饭。
那顿饭的情意令我至今都消化不了。
那一天夜晚，当人们都在静候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这一趟列车里的大人们全都蜷缩在棉大衣里默默无语。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如焚，而且还为自己连累了家人而内疚、自责。看着少不更事在车厢里追逐嬉闹的孩子和风烛残年之际还要陪同自己发配乡间的老人，他们几欲心碎。
东北的一月份，最是寒冷的季节。而那天，这趟列车竟没有供暖气，大概是这些人不配享有暖气。八十高龄的外婆瑟缩在角落里，不时地擦去止不住流淌下来的清鼻涕，隐忍着不吭一声。外婆的性格和她女儿完全不同，她慈祥善良，又极坚强。她一生所受的磨难，使她不敢多言多语，因而除了孝顺的父亲外没有谁会去考虑她的需求。
转了几趟车后，一行人终于结束了风雪严寒中的长途迁徙，于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到达坐落在丛山中的小村庄。
这个村庄与当时的苏联毗邻，属于战备地区。按当时的政策，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到这个负有历史重任的地方来的，因为凭着他们那智慧的脑子，要想与苏修特务勾结都不用亲自前往。但这个地方的闭塞又恰好可以为改造这些灵魂服务，所以，最终他们还是被投放到了这里。
到达这里的当天晚上，吃饭时父母又吵了起来。我们几个孩子和外婆一起，在炕上默默地把忧伤、悲愤拌和在饭菜中吞咽下去。父母出门参加生产队的大会去了。吃完饭，除了少不更事的小弟外，我们都心情沉重地坐在炕上，谁都无心说话。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约约听到一片嘈杂声，随后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嚷道，快给她太阳上贴两片酸菜！这才感觉到有两个人架着我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活动。看到我醒过来，她们都激动地喊了起来，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我在几个陌生人的怀中醒来。
事后才知道，我们一家人都去鬼门关上逛了一趟回来了。是大弟的机智救了我们，也救了他自己。
那天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灶坑中的一氧化碳趁机跑出来将我们击倒。老天爷用这个方式打击了我们之后，又于心不忍地将大弟唤醒。机灵的大弟醒过来看见炕上横躺竖卧的我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挣扎着爬出门去，一路跌跌撞撞赶到开会地点。坐在队部门口开会的人首先发现瘫倒在雪地上的弟弟，继而被他单薄衣衫上、手上、脸上乃至头发上沾满了的杂草、雪沫和泥土惊呆了。人们一股脑地向我们家奔来，于是我们得救了。
至今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是我第一个醒来，我能否有毅力在零下30多度的夜里，衣衫单薄地在雪地上爬行10来分钟。单就是他中途跌到沟里的那次，换了我恐怕也就爬不上来了。想来老天爷把重任放到大弟身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天有眼啊！
家安顿下来后，大弟又回到他的集体户中去了。我说过，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到了哪里就要在哪里干出名堂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家里。而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打算不走了。其原因，一是因为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希望我回到他的身边；而更主要的还是又一次的逃避――逃避在集体户中的孤独和无助。然而我终因不能忍受家里连日的战火、母亲的歇斯底里。于是又一次选择了逃避――回原来的集体户去。
在我临走前的那几天里，二弟在极力战胜自己的忧伤。他那一年也是十五六岁，应该是刚刚进入高中校门的学生。在这里他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只有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更要命的是他没有组织。在那个年代里脱离了组织是很可怕的事情，脱离了组织就意味着没有了前程，因为再没有谁会惦记你，没有谁会来管你了。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时代色彩：一生必须交给党安排――哪怕党代表本人就是党的叛徒。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悲哀。
眼见哥、姐都离家而去，我不知道二弟想没想过逃避，但最终还是他将照顾家庭的重担担起来了。可以想见，那几年他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他优秀就优秀在这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压力，他都会很快地调整好自己。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到，几年以后家人将再一次离他而去，无可奈何地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何事同来不同归？”。父母把他带到那里，又弃他而去――而且是远远地离去――父母想办法调回了四川老家，而二弟则一个人被留在了东北边陲。举目无亲的他将很难再见到父母家人，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将到哪里去歇息一下那疲惫且稚嫩的神经和身体，将到哪里去寻求亲人的安慰。在事情定下来到离别的那些日子里，我想应该是天塌了，地陷了，没有活路了。然而，他擎起了天，稳住了地。他没有一句怨言，没流露出一丝不满。他不想让本已是战火连天的家因他而战争升级。心地善良的二弟总是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尽管那时他还不满20岁，在现代人的眼里，他还是个孩子。
二弟的善良为他赢得了人缘。有照片为证：刚刚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的大队书记万林，被乡亲们簇拥着骑在马上。一匹红绸挂在身上，胸前的大红花映着那张尚未成熟的，少年般的笑脸，像极了战争年代的“十八岁的哥哥”。而牵马的和起哄的那些社员，无一不咧着大嘴，露着大板牙，相比之下，跨下的那匹马倒显得很衿持。
“十八岁的哥哥”在送走了亲人后，自己闯出了一片广阔的天，铺就了一条五彩之路，终于在大学校门刚一敞开的时候，扬眉吐气地离开了那个山沟，续上了十多年前的时光。中间那段梦魇一般的日子，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如今，世界级造纸行业的专家万林，从美国回来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没有人看出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他还是那个善良、本色的二弟，那个毫不张扬、又毫不懈怠的二弟。
回到集体户的我又回到了孤独和无助当中。此时的集体户早已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和我一样无处可去的另一位女生干脆就常住在家里不回来了，听说是在家里等着夫婿的迎娶。捱到第二年春播过后，我决定回城里去，我要去找余菁。
余菁比我幸运，她们家里只是让户口走“五？；七”道路去了。她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老红军的儿子，而这个老红军又在校革委会站住了脚，于是她的家人便把姐姐的家当作了根据地。
而且此时余菁已经回城。
尽管是“病调”回城。
余菁家的那张大床和其它杂物一起拥挤在她姐姐家的一间屋子中。
和几个朋友一起躺在这张大床上，我孤独的心得到了温暖。我贪恋这种生活。在她们面前，我没有不安，没有自卑。她们不会像有些工人子弟一样时常向我弦炫耀自己的出身，以提醒我不要有什么痴心妄想。我们之间不需要勾通，彼此都知道需要什么。
余娘摇摆着依然胖胖的身子走到我们面前，指点着我对大家说，这一个还没有着落呢，都给想想办法。
在余娘的亲自坐阵指挥下，余菁将我捞回城里。
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去参加余菁女儿的葬礼，心里悲戚着，想这是她第几位亲人去世了？自从十几年前她的丈夫意外去世后，母亲、大姐和女儿相继弃她而去。这些都是她至亲的亲人啊。几个兄弟远在南方，极少回来。原本热热闹闹的一大家人，如今只剩下她和九十高龄的老父相伴。
所谓五十知天命。可我至今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
但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不论在怎样的困境中，永远不要对爱失去信心。
(全文完)